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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序(索尔·贝娄)

前言

导言：我们的美德

卷一：大学生

白板

典籍

音乐

关系

卷二：虚无主义，美国的风格

德国思想的联系

两次革命和两种自然状态

自我

创造力

文化

价值

左翼的尼采化或尼采的左翼化

我们的无知

卷三：大学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

六十年代

学生与大学

索引

译后记

艾伦·布卢姆（1930—1992），美国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及翻译家，195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多伦多大学，后回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授。著作有《莎士比亚的政治学》（1981）、《巨人与侏儒》（1990）、《爱与友爱》（1993）等，译著包括卢梭的《爱弥尔》（1979）及柏拉图的《理想国》（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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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初次离家，踏上通识教育征程的少年来说，今天的一流院校会给他怎样的印象？他有四年的自由时光去发现自己——他处于一个过渡的空间，前有被他抛在身后的知识荒漠，后有学士学位之后等着他的不可避免的可怕的专业训练。在这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他所熟悉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大世界，他要体验它带来的兴奋，从中汲取足够的营养，为他注定要穿越知识荒漠的旅程做好储备。换句话说，只要他希望拥有更高尚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做。假如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当他能够成为自己所希望的人，当他有机会审视各种选择，不仅仅是时下存在的或职业提供的东西，还有作为名副其实的人所能得到的东西，这就会是一段迷人的岁月。

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一段岁月的重要性再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他接触文明的机会。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必须思索，若想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应该学习什么；我们必须思索，人类有待实现的潜能是什么。在专业课程中我们可以不做这样的推测，专业化的魅力之一就是避免这种思索。但在这里却是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们要教给他什么？答案也许不是一目了然，但只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进行哲学思考，进行教育了。这种关切本身便提出了人的统一性和科学统一性的问题。如果像某些人主张的，必须允许人人自由发展，把观点强加给学生是专横的，就未免太幼稚了。那样的话还要大学做什么？如果答案是“提供一种学习氛围”，我们便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什么氛围呢？做出选择并对选择的理由进行反思是不可避免的。大学必须代表某种事物。不愿意积极思考通识教育的内容，它的实际后果便是，一方面使大学外边的庸俗现象得以在校园内泛滥，另一方面又把更严厉、更刻板的要求——由专业学科提出的那些未经通盘考虑的、专横而堂而皇之的要求——强加给学生。

现在的大学在年轻人眼里毫无特色。他发现了一种学科的民主——这或是因为它们乃当地土产，或是因为它们无目的地发展，但近来发挥着大学所需要的某种作用。这种民主其实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因为不存在获得公民权的公认规则，也不存在正当的统治资格。简言之，对受过教育的人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看法，也没有针锋相对的看法。这个问题消失了，因为提出这种问题会威胁到和平。既不存在科学的组织，也不存在统一有序的知识体系。混乱无序导致了无精打采，因为不可能做出合理的选择。所以还不如放弃通识教育，进入专业学习，那里至少还有规定的课程和有前途的职业。在这条道上，学生至少能从选修课中捡到一点儿据信能让人变得有修养的东西。学生没有被告知，伟大的奥秘会揭示给他，他可以从自己身上发现新的、更高尚的行为动机，通过他的学习，可以和谐地建构一种不同的、更富有人性的生活方式。

简而言之，大学毫无独特之处。在我们看来，平等的表现似乎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提出卓越的要求，尤其是在那些一向提出这种要求的领域——艺术、宗教和哲学。韦伯发现自己无法在某些极端对立的东西——理性与神启、佛祖与耶稣——之间做出选择，但他没有断定一切事物同样美好，尊卑贵贱之别不复存在。事实上，他揭示从中做出选择的严肃性和危险性，是想让人们重新思考这些重大的抉择；现代生活的琐屑思考有着过分蔓延的危险，它使那些让灵魂高度紧张的深刻问题变得平淡无奇，与此相对照才能突显重大抉择的重要。对他来说，严肃的知识生活是做出重大决定的战场，这种决定都是精神或“价值”选择。人们不能再把受过教育或文明人的这种或那种特别观点视为权威，所以只能说教育就是求知，其实只是了解他们全部观点中的一小部分。深刻与肤浅之别——它取代了善恶真伪之别——划定了严肃学习的重心，但它难以应付自然宽松的民主倾向的提问：噢，这有何用处？”发生在伯克利的首次大学分裂，显然是直接针对大杂烩似的巨型大学，我必须承认，它曾一度引起我某种程度的同情。在那些学生的动机中或许有那么一点渴望教育的成分。但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引导或充实他们的能量，结果不过是给五花八门的学科又增加上了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给专业的多样性又增加上了怪异的多样性。我们在社会上经常看到的问题，也发生在这里；扩大大学规模的顽固要求以更加孤立而告终。旧的协定、旧的习俗和传统并不那么容易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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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年轻人漫步走过巴黎卢浮宫或弗洛伦萨的乌菲奇美术馆，你立即就能把握他的灵魂状态。他对《圣经》故事和希腊罗马的古迹一无所知，所以对他来说，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伦勃朗和所有其他画家是在对牛弹琴。他能看到的只有色彩和形状——现代美术。简言之，就像他的精神生活几乎所有其他东西一样，这些绘画和雕像是抽象的。无论许多现代智慧如何宣称，这些艺术家期待观众能立刻看出他们作品的主题，希望他们的作品对观众有强烈的意义。作品赋予这种意义以感官上的实在性，从而完成了这种意义，使其得到实现。如果没有这种意义，没有它们作为道德，政治和宗教作品对观众的某种必不可少的含义，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本质。如果历经数千年积累而成的文明的声音以这种方式戛然而止，这时失去的不光是传统，存在本身也会消失在远去的地平线之外。作为教师，最令我得意的事情之一是，我收到过一位极出色的学生在初访意大利时寄来的明信片，他写道：“你不是一名政治哲学教授，而是一个旅游代理人。”这话再好不过地表达了我教书育人的企图。他认为我使他做好了观察的准备，所以他能对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亲自进行思考。佛罗伦萨真正令人激动的东西，其价值十倍于全部的思辨哲学公式，关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是可信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一定要努力在学生身上发现那些渴望完美的因素，并重构那些能使他们自愿寻求完美的学问。

缺乏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大学生一见到启蒙思想就要追求，却分不清精华与糟粕，见识与宣传。他们绝大部分人转向电影，轻易就被那些有意思的道德说教所俘获，例如描写圣雄甘地和托马斯·摩尔的电影，虚构出这些形象多半是为了推动一时的政治运动和唤起对崇高的简单化需要；或是为了迎合他们见不得人的愿望和邪念，让他们生出悠悠然的感觉。《克莱默夫妇》在离婚和性别角色问题上也许很时尚，但是如果没有把《安娜·卡列尼娜》和《红与黑》作为自己观察世界的手段，一个人就不会感到生活中还缺些什么，不会感受到真实的呈现与拔高意识的表演、无聊的伤感与高尚情操之间的区别。随着电影把自身从让它饱受折磨、自惭形秽的文学暴政下解放出来，一些严重虚假的电影也变得令人不堪忍受地无知和造作。大学生要想使自己不至沉溺于卑微不足道的欲望，并发现最严肃的东西，他需要使当代生活同高度的严肃性保持距离，从只知道眼前生活的电影中是找不到这种距离的。因此，不读好书，既削弱了洞察力，也助长了我们最致命的倾向——以为此时此地就是一切。

然而，这是不会奏效的，因为人的归属感总是包

含着一种被这种类比所否定的自觉选择的成分。只需把描写男性义务

的无数小说和电影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关于友谊的论述作一比

较，就可以明白，友谊就像与之相关的现象—爱情—一样，已不在

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因为两者都需要心灵和自然天性的概念，由于理

论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我们甚至不能思考这两个概念了。

伍迪·艾伦扑朔迷离的喜剧诊断出了我们的病根来自价值相对主

义，其治疗方法是价值定位。他的强大.力量在于他刻画了一个有自我意

识的角色扮演者，从未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自在;他令人感兴趣，是

因为他竭力想模仿别人，而这些人因为不清楚自己的空虚而十分叮笑。

但是，艾伦在戏弄他的犹太人身份时却是乏味而浅薄的，在他看来，这

种身份显然没有内在的尊严可言。他对健康而自主的人的刻画—既

不可笑一也无意义—是他彻头彻尾的败笔。这种形象可以作为理解和

评判别人的参照，就像守财奴只有对照懂得金钱的真正价值的人才显

得可笑一样。但是，艾伦塑造的自主取向的人根本就是个空洞苍白或子

虚.乌有的人物，这使人不得不怀疑人物创造者的思想有多么深奥。这里

我们面对的是空无一物，只是不清楚艾伦是否明白这一点。自主取向是

平等派的诺一言，它使我们很容易憎恨和嘲笑我们在自己身边看到的“资

产者”。这实在太肤浅和太令人失望了，因为它试图使我们相信，我们生

活中的虚无主义的痛苦不过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但凡稍加治疗和挺直

腰板即可治愈。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不

过是在卡耐基的思想上面涂了一点儿中欧文化的奶油。只要摆脱资本

主义的异化和清教徒的压抑，每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一切就都会好起

来。但是，关于什么是自主取向，伍迪，艾伦其实没告诉我们任何东西，

里斯曼也没有。如果追溯得更远一些，弗洛姆同样没有。只有在海德格

尔那里才能了解到一点儿有关自主取向之真正含义的严酷事实。艾伦

从来没有像确实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的长夫卡那样可笑，没有用宣传的

日吻一再宣称左翼进步主义会解决这一问题。齐立格是在和希特勒调

情—自不待言，后者是在召唤那些有“依附取向”的人，或用德国心理

社会学家阿多诺流传甚广的相同表述来说，是在求助于“‘威权主义人

格”以一但是幸而被他的心理疗法挽救一r(在这个知识分子圈子里，与

斯大林调情是从来无需解释的)。艾...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其最显著的表现并不是缺乏坚定的

信念。而是本能或情欲方面的混乱。人们不再相信灵魂中多变而相互冲

突的各种倾向有着自然的等级，用来替代自然的传统也已崩溃。灵魂变

成了一个由定期变换节目的剧团使用的舞台—有时土演悲剧，有时

上演喜剧;今天讲爱情，明天谈政治，最后是宗教出场;一会儿是世界大

同，一会儿是牢固的忠诚;既有城市，又有乡村;既有个人主.义，也有共

同体;多愁善感唱.罢，残酷无情登场。人们既无原则也无意愿给这一切

分出.共六九等。所有时代和地点，所有种族和所有文化，都可以登台亮

相。尼采相信，这场激情狂放的化妆舞会即是后期现代性的优势，也是

它的劣势。明显的劣势是统一性或“人格”的解体，从长远看这将导致心

理耗散。人们希望的优势则是现代精神呈现出的率富与张力有可能成

为综合性新世界观的基石，它将严肃地接纳那些过去被当作精神垃圾

丢弃的东西。按尼采的说法，这种丰富性主要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被人

们所继承、现在仍未得到满足的虔诚渴望。但是，就年轻的美国人而x .

这种可能的优势根本不存在，因为贫乏的教育使他们缺少抱负，他们几

乎不能领悟尼采所思考并且由他本人所代表的伟大历史。他们现在的

作为不过是在各种平庸的激情中胡打乱闹，就像一个颜色单一的万花

筒。他们是一群自我主义者，但说不上邪恶，因为他们不是明知什么是

善、正义和高尚却自私地拒绝它们的那号人。他们成了自我主义者，是

因为在当代理论中，在传授给他们的课程中，自我无所不在

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互不理解在于，美国.人眼.里的答案，在欧洲

人眼中却是个问题。美国革命产生一一个清晰而统一的历史事实，法国

革命带来的却是一系列疑间和难题。美国人往往以纵容的态度看待法

国革命，认为它代表着善的事物，酷似我们的革命，但它没有给法国人

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在欧洲大陆的知识分一子中问，有相当一部分

人，而且是最有影响的人①，则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场失败，不是因为它未

能成功地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因为它在造就自由民主的典型人

物—资产者—并赋予他所属的资产阶级以社会权力上取得了太大

的成功。甚至像托克维尔这样亲美和亲自由主义的作家，对法国没有能

力适应自由体制的困难十分清楚，也对这种体制下人充分发展的前景

十分惆怅。

编辑推荐

美国思想家艾伦·布卢姆对现代民主制度起源的思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作序

书摘插图

对于一个初次离家，踏上通识教育征程的少年来说，今天的一流院校会给他怎样的印象？他有四年的自由时光去发现自己——他处于一个过渡的空间，前有被他抛在身后的知识荒漠，后有学士学位之后等着他的不可避免的可怕的专业训练。在这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他所熟悉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大世界，他要体验它带来的兴奋，从中汲取足够的营养，为他注定要穿越知识荒漠的旅程做好储备。换句话说，只要他希望拥有更高尚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做。假如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当他能够成为自己所希望的人，当他有机会审视各种选择，不仅仅是时下存在的或职业提供的东西，还有作为名副其实的人所能得到的东西，这就会是一段迷人的岁月。

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一段岁月的重要性再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他接触文明的机会。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必须思索，若想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应该学习什么；我们必须思索，人类有待实现的潜能是什么。在专业课程中我们可以不做这样的推测，专业化的魅力之一就是避免这种思索。但在这里却是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们要教给他什么？答案也许不是一目了然，但只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进行哲学思考，进行教育了。这种关切本身便提出了人的统一性和科学统一性的问题。如果像某些人主张的，必须允许人人自由发展，把观点强加给学生是专横的，就未免太幼稚了。那样的话还要大学做什么？如果答案是“提供一种学习氛围”，我们便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什么氛围呢？做出选择并对选择的理由进行反思是不可避免的。大学必须代表某种事物。不愿意积极思考通识教育的内容，它的实际后果便是，一方面使大学外边的庸俗现象得以在校园内泛滥，另一方面又把更严厉、更刻板的要求——由专业学科提出的那些未经通盘考虑的、专横而堂而皇之的要求——强加给学生。

现在的大学在年轻人眼里毫无特色。他发现了一种学科的民主——这或是因为它们乃当地土产，或是因为它们无目的地发展，但近来发挥着大学所需要的某种作用。这种民主其实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因为不存在获得公民权的公认规则，也不存在正当的统治资格。简言之，对受过教育的人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看法，也没有针锋相对的看法。这个问题消失了，因为提出这种问题会威胁到和平。既不存在科学的组织，也不存在统一有序的知识体系。混乱无序导致了无精打采，因为不可能做出合理的选择。所以还不如放弃通识教育，进入专业学习，那里至少还有规定的课程和有前途的职业。在这条道上，学生至少能从选修课中捡到一点儿据信能让人变得有修养的东西。学生没有被告知，伟大的奥秘会揭示给他，他可以从自己身上发现新的、更高尚的行为动机，通过他的学习，可以和谐地建构一种不同的、更富有人性的生活方式。

简而言之，大学毫无独特之处。在我们看来，平等的表现似乎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提出卓越的要求，尤其是在那些一向提出这种要求的领域——艺术、宗教和哲学。韦伯发现自己无法在某些极端对立的东西——理性与神启、佛祖与耶稣——之间做出选择，但他没有断定一切事物同样美好，尊卑贵贱之别不复存在。事实上，他揭示从中做出选择的严肃性和危险性，是想让人们重新思考这些重大的抉择；现代生活的琐屑思考有着过分蔓延的危险，它使那些让灵魂高度紧张的深刻问题变得平淡无奇，与此相对照才能突显重大抉择的重要。对他来说，严肃的知识生活是做出重大决定的战场，这种决定都是精神或“价值”选择。人们不能再把受过教育或文明人的这种或那种特别观点视为权威，所以只能说教育就是求知，其实只是了解他们全部观点中的一小部分。深刻与肤浅之别——它取代了善恶真伪之别——划定了严肃学习的重心，但它难以应付自然宽松的民主倾向的提问：噢，这有何用处？”发生在伯克利的首次大学分裂，显然是直接针对大杂烩似的巨型大学，我必须承认，它曾一度引起我某种程度的同情。在那些学生的动机中或许有那么一点渴望教育的成分。但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引导或充实他们的能量，结果不过是给五花八门的学科又增加上了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给专业的多样性又增加上了怪异的多样性。我们在社会上经常看到的问题，也发生在这里；扩大大学规模的顽固要求以更加孤立而告终。旧的协定、旧的习俗和传统并不那么容易取代。

媒体评论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动听、精致、博学，而又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言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真正的友谊，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特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书籍介绍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