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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投影：做百年企业的理想，并不等于王朝之梦。未来是历史与现在的延长线。企业家要学会让历史告诉自己：现在站在哪里，未来将会怎样？

谏言是要死人的：对于那些想把企业做强、做大、做久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惩罚谏言者，当十分小心：不论请谁去帮你出气，后果都将由你自己担着，这是一把双刃剑！

皇权政治的两难：你可以永远地玩弄你身边的某些人，也可以在某一段时间玩弄你身边的所有人，但你不可能永远玩弄你身边的所有人。所有复杂的对策，终都将复杂到自己头上。

举重若轻股掌间：企业家既要善于防微杜渐，又应该勇于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想做大事，一定要容得下高人，而驾驭不了高人，则不必非要去做大事。

重要的是用人：当你在利用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利用你，这就是公平。没有人能做到不犯错误，权力是放大个人缺点的好工具。干大事的要义是用人。

明白人算糊涂账：如果企业家想说企业是他自己的，那他就不应该让别人无私奉献；如果企业家要说企业是大家的，那他就千万别黑箱操作、私下开糊涂账。天下的事，不可能长期让同一个人左手右手来回倒腾，这绝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

○○ 导语

○一 谏言是要死人的

○二 下银子比下雪好

○三 明白人算糊涂账

○四 举重若轻股掌间

○五 创收是个硬道理

○六 种下龙种生跳蚤

○七 盘根错节话桑田

○八 身正也怕影子斜

○九 信息渠道与真相

一○ 犬牙交错看谁狠

一一 扑朔迷离陷阱多

一二 要钱何以变要命

一三 家国之间的维权

一四 官商关系与皇权

一五 海瑞从历史走来

一六 入官场不入污泥

一七 重要的是用人

一八 大丈夫贵在知退

一九 男人戏中的女人

二○ 清官理性的背后

二一 权力角逐的本质

二二 皇权政治的两难

二三 自圆其说的统治

二四 一个王朝的投影

跋：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后记

郭梓林，1957年生于福建，1962年迁居江西。1974年上山下乡，1976年入伍，1979年退伍，1980年当建筑工人，1982年大学读书，1985年担任国有企业团委书记，1989年担任国有企业总经理，1992年辞职“下海”，合伙创办科瑞集团。现任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北京瑞泽集团董事长，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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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人因嘴而致死者不计其数。据“学”的介绍，嘴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个是“吃”，一个是“说”。因为没得吃，历史上究竟死过多少人，还没有人做过统计。即使有一些因自然灾害饿死人的统计数字，也大多语焉不详。不过史书倒是有记载：凡发生民变，绝大多数是因为没饭吃而引起的。因为“说”（当然也包括用笔“说”），历史上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个数据就更难统计了。所谓“祸从口出”，并非吃多了吐出来脏了别人惹了祸，往往是指有人想多了，说出了别人不爱听的话，结果枉送了性命或前程。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以言治罪”与“因人废言”，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中国官场的主流文化，历来倡导“文谏死，武战死”，并把这样一种行为作为大义凛然的效忠壮举。细细想来，的确让人匪夷所思。现代人对“武战死”还能理解，但对于如下问题却有诸多疑惑：“文为什么要谏死？”“谏为什么会死人？”“何必为谏而死？”“为什么要让谏者死？”

　　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就是从这个角度揭开了一段大明朝的鲜活历史。这部电视剧的开场戏，就发生在离我的寓所大约10公里的北京紫禁城午门。时间则稍远一些，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较之我写此文的时间早了447年。算起来，空间乘以时间的距离是4470“年公里”（既然有“吨公里”，为什么就不能有“年公里”？在此一并申请专用量词的发明权）。

　　就在距我们4470年公里的腊月二十九，大明的钦天监监正（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气象局局长”，管的人和事当然没现在多，估计行政事业费也比现在少很多）周云逸，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站在午门的空坪中央。虽然官帽已经被取下，散乱的头发下那双坚持真理，不惜谏死的眼光却直逼苍穹！

　　第二个出场的是东厂（一个尤如前苏联“克格勃”的机构）提督太监冯保。

　　太监是中国封建专制者的一大发明，是与泰国人妖有些相似的人造“第三性人”，原本都是男人身，前者因使用药物改变了生理特征，后者因人工删除了某些可执行程序，于是都不能行男人星际大战之游戏，无后。他们的区别是：前者以出卖不应有的“女人相”挣钱，寿命不超过45岁，后者以“无性本能”博得封建专制者的双重信任（无力调戏宫女——不举；无望夺取皇权——无接班人）。

　　监刑官就是提督太监冯保——彻底的“第三性人”。

　　自古皇恩浩荡，真到了要杀谏臣之前，多半是会给人一个改过自新机会的：说错了话，认个错也就赦免了，是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毕竟皇帝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干出以言治罪，夺人性命的事，多少还是有点心虚的。冯保代嘉靖开腔了：“后问你一次，今年腊月为什么不下雪？”回答：“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上天示警！”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回答！但带来的结果却是：周云逸被四个行刑太监很轻松地用廷杖打趴在地（人哪，精神可以不被打倒，但身体还是很容易被打倒的），而且是呈“太”字形趴在午门的地砖上，四个太监各踏上了一只脚（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句口号：“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不是现代人的创新发明，而是模仿古人的侵权行为）。四只不同人的脚踏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感觉肯定不好受（不宜作为蹦极之类刺激性旅游项目开发）。但人家“气象局长”身体倒了精神不倒，真是“王八吃称铊”——死了心要当谏臣了！

　　中国古人都有一个小毛病，这就是凡事都得依仗后台，因为几千年来，只有皇帝一人不是奴才。所以，长期熏陶下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奴才相，正如鲁讯所说的：有的人是满怀着“坐稳了奴才”的喜悦，有的人是为“要做奴才而不得”而郁闷。因此，但凡奴才敢做出格的事，都得仗着有后台撑腰。也因了这一点全民性共识，我们比较好理解冯保在问过“后一次”之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动刑，而是“我再问你一句，这些话是谁教你对皇上说的？”言外之意，自然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敢以死谏言？或者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值得以死谏言？这时，已经不能昂首挺胸的周云逸，尽管脸已经贴在了地上，但还是那付傲然的神态：“我是大明的官员，尽自己的职责，用不着别人教我！”自古以来，死谏的文臣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君、国、民一体”，当面对这三者的利益产生严重矛盾的时候，他们尽管还能够大义凛然，但内心往往是矛盾重重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什么雅典的民主，英国的《大宪章》，也不认识孟德斯鸠、洛克，更不知道《人权宣言》和《共和国宪法》，只是因为路径依赖，开弓没有回头箭，再回头的成本毕竟太高，真是进退两难（该剧主角海瑞，这时还在福建南平县任教喻，还没有换上登场的官服，真正的两难还在后面呢）。静心细想，我们似乎也可以品味出当事人因动机和结果的严重不对称，以及可能被后人误认其以命博取直谏的虚名，而终形成的五味俱全的复杂心态。

　　不过，冯保在“后”之后，还要再问一句的做法，倒是符合常理：能在后时刻挖出后台，是古今中外一切办案人员的正常心态。只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罢了。

　　冯保的终死心，表现在他那双原来呈外八字站立的脚开始了移动，脚尖由外往内挪，渐渐变成了内八字。这是“死杖”的信号！100年后，法国的大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才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他说得多好啊！再高贵、再有思想、再有尊严的生命，也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帕斯卡一定不知道，周云逸被打了多少廷杖之后就被打死了（嘉靖后来说只是让人打他二十杖。但谁挨谁知道，人家真要把你往死里打，其实一杖也就够了，芦苇嘛）。当冯保从周云逸的乱发中拔下一根头发，放在他的鼻孔前验证是否还有气时，发现已经纹丝不动了（古人不仅写起文章来用辞简练，死亡鉴定也十分简单，不像现在搞出若干个死亡标准：什么脑死亡、心脏停博、朣孔放大之类，复杂得很，后不说“死了”，说“已无生命体征”需要那么多昂贵的高科技检测仪器，人家一根头发丝就够了，现场采集，免检验费）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同志们听好了：纳谏往往只是封建专制者故作的一种姿态，而有人真要去进谏一把过瘾，往往都是要死人的！要不人家牛人王朔，怎么会去写《过把瘾就死》呢！

　　因谏而死的责任，皇帝往往不认账，总把责任推卸给执行者，因为杀谏臣是有报应的。你看，在李妃难产的时候，裕王就很恐惧：“周云逸的死，是我的过错，上天要责罚，就应该责罚我一个人吧……”尽管裕王府詹事谭伦一再说：“周云逸是为了我大明，为了天下的老百姓死的。死得其所，上天也不会降不祥于王爷，更不会降不祥于王妃和孩子。”但裕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凡帝王的心，在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肉做的。

　　中国的普通百姓历来相信，做坏事总有报应。嘉靖之后，敢于面对电视镜头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这种混话的人，终究难辞其咎！可不，冯保很快就被嘉靖出卖了（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出卖奴才，古今中外都是成本极低的交易），好在没有生育能力的干爹吕公公却是一个性情中人，关键时刻站出来护着冯保，才使他得到了一个潜伏在裕王府的机会，不仅保住了一条没根的性命，而且日后“天还要降大任于斯人”。至于追求自身利益化的吕公公，为何要救冯保一命，并把他安插在裕王府？其深谋远虑如何？是否能“把根留住”？那是后话了，大戏才刚刚开场，谜底会慢慢揭开。

　　警世通言

　　对于某些想做强、做久、做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惩罚谏言者，当十分小心：不论请谁去帮你出气，后果都将由你自己担着，这是一把双刃剑！

　　下银子比下雪好

　　整个腊月都不下雪，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在嘉靖还活着的那个年代，人类还不具有破坏大气臭氧层的能力，也没有什么温室效应的影响。腊月不下雪真是一种太反常的气象了，难怪当时的人们会从天象联想到朝政时局。

　　说实在的，一个吃朝廷奉禄的“气象局长”，没有能力用科学来解释气候一时变暖的现象，也就罢了（哪能怪周云逸，中国人是到了1919年，也就是359年之后，才大张旗鼓地从西洋请来了“赛先生”），却偏偏要借自己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来攻击朝廷腐败之政治问题。这样的事，即便是落在当今政治文明的盛世，也是不可饶恕的：说重了，是唯恐天下不乱，制造不安定因素；说轻了，也是不学无术，不懂科学，一派胡言。

　　当然，在那个还没有开展人寿保险业务的年代，杀掉一个敢借天象来反腐败的“气象局长”，只需及时通知家人来收尸就可以了事了，的确不过是一项再简单不过的工作任务。但即便是开了戒，杀了人，还是不能解决气候问题，老天爷就是不下雪，天上的那颗太阳还是这般惨白！这下子嘉靖皇帝真是有点儿慌了：“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他也只好按照三大作风的要求，做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从新年初一到十五，独自一个人反锁在玉熙宫，斋戒祈雪。

　　正在此时，一个话外音从那无边深邃的黑空中传来：“转眼就是明嘉靖四十年正月十五的寅时了。从初一到现在，天仍然没有下雪。而天明之后，大明朝重要的也是让人头疼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在宫里召开（正月十五就开经济工作会议，这样的内阁也可以算是勤政的内阁了。但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放在年末召开为好，正月里好是下到基层去体察民情。笔者谨此建议）。去年嘉靖、严嵩和太监们挥霍无度吃出的巨大亏空，都要靠今年的宏观调控来弥补，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今天要是再不下雪，这个会议也许就会开得比嘉靖皇帝的心情更加灰暗了。”

　　话外音毕。编导们终于忍不住大发慈悲，赐给了嘉靖王朝一场大雪（肯定是在北京以北200公里开外拍的，我在紫禁城生活了十多年，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雪，而且看得出来，不是什么电脑科技数字化效果）。

　　出人意料的是，下雪了，又差一点要出人命（好作品的情节设计，总是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也许这正是周云逸不屈的在天之灵在报应冯保——

　　按说雪是下给天下人的，但值夜班的冯保，在看到一片又一片鹅毛大雪从天而降的时候，望着上空，两眼闪着光：“天大的祥瑞呀！我这就给皇上报喜去，然后去司礼监。在我报祥瑞之前，有谁敢吭一声，立马打死！”这不是搞信息封锁吗？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北京闹非典的442年前，冯保也干过这种制造信息不对称的事。区别在于：前人是不让别人报喜，想着给皇上一个独家新闻，借机邀功邀赏；后人是不敢报忧，擅自承担了乌沙帽兜不起的责任。尽管是异曲同工，但结果还是一样，都没落个好下场。几年前的事，不去说它了。当年的冯保因玩儿小心眼，就差一点没把性命玩儿丢了。越级邀功，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当冯保给见不着面的皇上报过祥瑞，来到了司礼监，眼见嫉火中烧说话酸不溜啾的五大太监之后，方知大事不妙啊！一阵惊慌失措之后，只好乖乖地跪在雪地里自受其罚。如果吕公公参加的经济工作会议再晚一点结束，他非得冻死不可。这就是那些坐稳了奴才位子之后，还想往上爬的人常常脑袋发热容易犯的错误。

　　终于等到一场大雪，嘉靖四十年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当然，如果老天不是飘雪，而是直接飘银子，那就更好了！因为这个会是关于银子的会，但凡关于银子的会难免要吵架。中国民营企业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多少分手，多少恩怨，莫不是发生在关于银子如何分配的会议之后。所谓“商场如战场”，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嘉靖是百分之百控股公司的没有董事会的董事长。已经二十多年不上朝了，虽然看似把大小事都交给了内阁，交给了严嵩。但不上朝，并说明嘉靖不理朝政。他是一位躲在精舍里面，一边吃着有害身体的仙丹修禅，一边神经叨叨地控制着全局的古怪皇帝。正如他临死之前，对独生儿子朱载垕说的心里话：“朕御极四十五年，从来是一人独治。”

　　与西方的某些皇帝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权杖管理国家一样，嘉靖一手拿着《道德经》，一手拿着磬杵，两手都很硬！随着一声清脆的铜罄声（代替现代人会前的奏乐）从大厅右后侧的沙幔中传出，太监总管吕芳宣布：“议事吧。”（你不要奇怪，性人开会，让第三性人宣布开始，那可是当年的时尚。）内阁经济工作会议的规矩，还是很有特色的，所有内阁成员，除了八十岁高龄的首辅大臣严嵩可以坐在绣墩上，其他人都是站着开会（估计是为了节约开会时间，因为坐着开会不腰疼）。

　　人类召开的任何会议，在开始的时候，总是难免来一段冠冕堂皇的开场。严嵩当然是个人物，这个开场说的好，既说出了困难，又敲击了对手，并且把来之不易的成绩归功于皇上：“这场雪是皇上敬来的，是皇上一片诚心感动了上天！”当然也对来年的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上天庇佑，只要我们做臣子的实心用事，我大明朝依然如日中天！”话语间那种笼盖四野的气势，都蕴含在平和而有分寸的语气之中。

　　但是，去年两个省大旱，三个省大水，北边几次大的战事，加上宫里的一场大火，财政已经出现巨额赤字。全年开支预算为三千九百八十万两，在狂征暴敛之后，税银总收入也不过四千五百三十六万七千两，而总开支却达到五千三百八十万两。超支一千四百万，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占实际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那可是不能以多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也不能向世界银行贷款的时代呀！

　　老天爷下雪不下银子，时局太艰难，资金头寸太紧，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账算到后，经济账和政治账难免搅在一块儿，战火一触即发，好戏就在后头……

　　警世通言：

　　治国与做企业一样，入不付出，终究是不行的。好话换不来银子，没准好话也不省钱。因此，有本事把说坏话的人赶走，就应该有本事把银子挣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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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理性思考，给读者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这一观点，的确让人振聋发聩。书中对剧中人物的心理剖析，特别是对嘉靖皇帝和他的近臣之间的斗争和相互利用的精彩分析，让读者不禁惊叹：历史就是当下！由于他结合了自己在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长，下笔之处，常常看似信手拈来，却是神来之笔，韵味无穷，并透出一种难得的幽默，这样的文字读起来十分有趣，真是一种享受。作者通过分析王朝君臣之间的关系，引出企业管理方面的本质问题。

　　《王朝投影》是一部观今思古、由古入今的难得之作，立意独到，蕴义深刻。既对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作了深入的解析，也结合当下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看法，读来令人眼前一亮。

　　　　　　　　　　　　 ——王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历史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但是，把现在和过去对话得如此贴切精彩的，不是我写的《大明王朝1566》，而是郭梓林写的《王朝投影》。全书言之凿凿，环环入扣，让我惊叹。一段时间来，我天天在电脑前等着看一篇篇连续载出的《王朝投影》。这时，我反倒成了一个读者，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女儿”竟成了他郭梓林的“媳妇”。

　　　　　　　　　　　　 ——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编剧、总制片人

书摘插图

前言

序一

断 乳

茅于轼

梓林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参与创办的科瑞集团已经有了近16年的历史。“剩者为王，活着就是成功。”——他曾经对我这样说过。我当然知道，一个民营企业能存续16年是很不容易的。但梓林又与一般的企业家不同，他还是一位勤奋的学者。说他

书籍介绍

《王朝投影:〈大明王朝〉1566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讲述了谏言是要死人的：对于那些想把企业做强、做大、做久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惩罚谏言者，当十分小心：不论请谁去帮你出气，后果都将由你自己担着，这是一把双刃剑！皇权政治的两难：你可以永远地玩弄你身边的某些人，也可以在某一段时间玩弄你身边的所有人，但你不可能永远玩弄你身边的所有人。所有复杂的对策，最终都将复杂到自己头上。举重若轻股掌间：企业家既要善于防微杜渐，又应该勇于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想做大事，一定要容得下高人，而驾驭不了高人，则不必非要去做大事。

最重要的是用人：当你在利用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利用你，这就是公平。没有人能做到不犯错误，权力是放大个人缺点的最好工具。干大事的第一要义是用人。

明白人算糊涂账：如果企业家想说企业是他自己的，那他就不应该让别人无私奉献；如果企业家要说企业是大家的，那他就千万别黑箱操作、私下开糊涂账。天下的事，不可能长期让同一个人左手右手来回倒腾，这绝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