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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厦门大学副教授王凡柯对《本雅明全集》中的广播作品进行选编和翻译，收录了瓦尔特·本雅明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主要在柏林广播电台和在法兰克福西南德意志广播电台播出的广播节目的文稿，并邀请了《本雅明传》译者、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王璞撰写导言。全书共分为“青少年广播”“广播谈话、广播剧与教育广播剧听觉模型”“关于广播的反思”三个部分。本雅明认为电台是教育的剧院，是“孩子的启蒙”的绝佳媒介。这些广播的内容来自本雅明自身的童书收藏、报刊记录，以及关于自己家乡的童年回忆或异乡的城市速记，并且本雅明将他的现代性反思贯穿其中。本书内容轻松愉快、文字精辟，在其中本雅明将他复杂的思想引导给广大观众，让人们受益于这位20世纪最受尊敬的思想家之一的新声音。

导 言 本雅明开始广播了（王璞）

第一部分：青少年广播 

神魔般的柏林

西奥多·霍斯曼

猎巫审判

德意志早期时代的盗贼们

卡斯帕·豪泽尔

浮士德博士

邮票骗局

那不勒斯

赫库兰尼姆城与庞贝城的陨落

广州的戏院火灾

第二部分：广播谈话、广播剧与教育广播剧听觉模型 

儿童文学

冷酷的心

“加薪？你究竟在想什么呢！”

当德国古典作家写作时德国人在读什么？

第三部分：关于广播的反思 

儿童教育广播剧听觉模型

大众普及的两类方式——广播剧的基本原则

剧场与广播——论两者教育功能的相互控制

附录：本雅明广播年表

译后记

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1892—1940

德国犹太裔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和哲学家。出版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行道》《柏林童年》等作品。被称为“20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文学心灵之一”“欧洲最后一位文人”。

王凡柯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欧语系副教授、系副主任。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哥廷根大学、复旦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19至20世纪德语文学与美学、本雅明思想等，已发表相关论文若干，另有译作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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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有七宗致命的罪恶，出自意大利最重要的七座城市里。你们知道是哪七宗罪吗？你们马上就会知道啦，因为这七宗罪恶早就已经遍布意大利的整个国境。每一个城市都会沾染一点这些恶习，那就是：热那亚式的傲慢、佛罗伦萨式的贪婪、威尼斯式的奢靡、博洛尼亚式的易怒、米兰式的暴食、罗马式的嫉妒以及那不勒斯式的懒惰。在那不勒斯这座城市中，“懒惰”确实以各种奇怪的方式表现出来。贫穷的人们百无聊赖，懒洋洋地躺在太阳底下睡觉，醒来后的他们，径直涌向港口或游客经常去的地方，只为了乞讨几分几厘。

the more someone understands something and the more he knows of a particular kind of beauty,the more he can rejoce in everything that he knows and sees,and the less he's fixated on possessing it.

如果这些书中有些地方超出了孩童的视野，那么正是这些地方让小读者们印象深刻。通过这样的话语和理念让孩子们因此获得了自己成长的护身符，能够充满欢愉地跨过青少年的门槛进人成年人的应许之地。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如饥似渴地想要“饱读”这些书籍的原因。

“如饥似渴地读书”，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比喻，但它足够让人陷人深思。事实上，在艺术王国里，没有哪种形式能够像散文那样，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也会对文本产生影响，改变甚至是破坏它的形式。也许我们真的能把阅读与消费相提并论。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记住，人需要营养和人需要吃饭的原因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以前的营养学理论也许不无道理，因为吃饭是该理论唯一的依据，认为我们是通过吸收食物的精华来获取营养的。但是，今天的我们并不只是通过那样的方式来获取营养，虽然吃饭是一个吸收和获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吸收的不仅仅是生存所需的营养。同样，阅读也是这样一种吸收和获取的过程。换句话说，阅读并不只是增长经验，并不只是获取体验与经历的宝库。所谓心理替代理论其实就是关于营养的理论，它强调我们新生的血液来自我们消耗的血液，我们新生的骨骼来自我们损耗的骨骼，等等。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读书并不只是为了吸收经验，我们读书是为了完善自我。对于儿童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他们的阅读也应遵循这种方式。进一步说，孩子们在阅读中吸收，他们并没有只是沉溺在移情之中。阅读与孩子们的个体成长和感知能力的关系，要比阅读与他们所受教育以及对世界的了解程度的关系更为紧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对孩子们而言，阅读本身和在阅读中发现真理一样重要。同样的，儿童书籍所蕴含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

木炭工彼得：说实话，广播员先生，我们真的很想到“声音王国”去。

广播员：到“声音王国”去？木炭工彼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必须解释得再清楚些。

木炭工彼得：你看啊，广播员先生。我们已经在豪夫的童话故事书里待了一百年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只是偶尔遇到一个小朋友，而且只能和他说一次话。但如果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从书里走出来，到了“声音王国”去，他们就能同时向成百上千的孩子们介绍自己，这没准会成为一种时尚呢。我们现在就是想做这个，广播员先生，有人告诉我们，您就是来帮助我们的那个人！

在这里，抽象的论证让位于形象的铺展，在具体的经验中表征真理。事实上，在本雅明早年对康德认识论的批判中就曾指出，概念对现象的围捕和统摄会导致经验的失患，或者使经验沦为有待析出“澄明之理念”的“肮脏的保姆”。因此，他对具体之物的偏爱，对历史在场的审视也同样延续到了他的广播创作中，正如在有关广播剧的反思《大众普及的两类方式》中所言：“为了获得足够的深度，就得有意地从浅显的表层出发。”不仅对于广播剧，本雅明几乎所有的广播创作显然都深刻地践行了此语。他关注观念的世界也关注具体的日常，他关切大众人群的生存与生活；但他并不传递观念本身，他只传递不同观念的声音；他不灌输知识，他将知识转化为经验。他用他独特的语言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通过空中的电波，营造出独特的气氛之环（Hauchkreis），并延伸到每一处声音的林间空地上。

主持人:这意味着一种内在的态度，我指的是弗里施先生对他的公司、他的老板和他整个人生命运表现出的基本价值观。他清醒、坚定、勇敢。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他可以随时保持冷静，并同时保持礼貌。他知道如何根据谈判对手的心理状态而调适话语，而不是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作为代价。

怀疑者: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因为弗里施先生幸运地拥有外在条件。如果这一切外部的因素都没有帮到他，而且出于某些原因，他的老板也没有被说服呢?

主持人:弗里施先生都预想到了这一切。即使最后失败了，他也能保持冷静，而不是一味地心灰意冷。弗里施先生将他的加薪努力视为一种竞技的艺术，他对待这种竞技犹如对待一种游戏。他以轻松愉快的方式投入到与生活困境的斗争中去。即使在失败面前，他也会保持清醒的头脑。请相信我一件事:那些能够一次次抵御失败的暴击而不被打倒的人，都是能够成功地以体面的方式对待失败的人;他们不会在每次失

编辑推荐

一本大思想家的文艺小书，初代播客元老本雅明的营业时光。

从女巫审判到德意志历史上的传奇盗贼，从被火山灰掩埋的意大利庞贝古城到中国广州一座戏院的火灾，从打工人如何升职加薪到德国人的阅读取向，当本雅明拿起麦克风时他会说些什么？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编织日常生活与都市怪谈，天才思想家如何打造属于他的“声音王国”？

十则儿童广播故事，一部儿童广播剧，还有各色广播谈话的探索，开启尘封近百年的奇异广播世界，领略本雅明思想迷宫中最迷人的一处角落。

书摘插图

猎巫审判

小听众们，你们第一次知道女巫这回事儿，应该是在《汉泽尔和格蕾特》的童话故事里吧。女巫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邪恶而危险的林中妇人，她独来独往，人们最好不要被她诱入怀中。当然，你们小小的脑袋里也有许多疑惑：女巫如何与魔鬼或上帝站在一起？她们来自哪里？女巫们会什么？她们又不会什么？不光你们感到费解，事实上，人们对于女巫的思考与揣测已有数百年历史了。就像今天的孩子们都相信童话故事是真的一样，过去的人们大多也相信女巫的真实存在。但是，很少有孩子，无论多小，会按照童话故事里那样生活。在那个时候，极少有人会考虑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女巫作为信仰，他们满足于用简单的符号来保护自己，例如把马蹄铁挂在门上，把圣像图或护身符藏在衬衫底下贴近胸口的地方。 

这就是古代人们的样子，当基督教兴起的时候也几乎没有太大改变，至少没有更糟，因为基督教反对信仰邪恶的力量。基督打败了魔鬼，让他下了地狱，因此，基督的信徒对邪恶势力从来都无所畏惧。至少最初的基督教信仰是这样。诚然，当时也有声名狼藉的女性，但她们主要是女祭司、异教女神，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并不高。相反，人们通常为她们感到难过，因为魔鬼愚弄了她们，让她们相信自己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在公元 1300 年前后的几十年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其中发生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的：在数百年的历史中，与其他异教迷信相比，女巫信仰所招致的邪恶祸端并不比它们少，也不比它们更多。大约在 14 世纪中叶，人们开始嗅到身边有女巫和巫术的味道，不久之后，到处都近乎陷入了猎巫审判的狂潮。几乎是突然间，产生了关于女巫行为的正式学说，而每个人都想确切地知道女巫们聚在一起做什么，她们拥有哪些神奇的力量以及她们对哪些人虎视眈眈。正如我刚刚说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了解，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因为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对猎巫审判的起因知之甚少。 

如今，迷信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不陌生，这是寻常百姓中最易传播也最根深蒂固的东西。但是女巫迷信的历史却向我们表明，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 14 世纪，当这种迷信表现出它最僵直和最危险的一面时，正值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十字军东征开始了，它给欧洲带来了最新的科学理论，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在这方面阿拉伯国家遥遥领先于欧洲。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但正是新自然科学使巫术变得更为强大。事情是这样的：在中世纪，我们如今称为理论的纯粹预测或描述性学说与技术性的应用科学——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称的自然科学——尚未完全分离，而当时所谓应用性的自然科学，又与魔法巫术几乎是同一回事儿，或者说十分接近魔法巫术。当时的人们对自然知之甚少，尤其对自然世界中神秘力量的探索和运用在他们眼中近乎是神奇的魔法。如果不是作用于邪恶的目的，这类魔法是被允许使用的，并且与暗黑巫术相对，它被直接冠以白色的称谓，人们称其为“白色魔法”。因此，当时人们始终把从自然界中学到的东西归为魔法和迷信，比如对于观星术的信仰、对炼金术的崇拜，等等。然而，随着白色魔法信徒的日益增加，人们对黑暗那方的兴趣也逐渐增加。 

然而，自然学说并非当时唯一促进女巫信仰发展的学科。在人文领域是这样一番情形：出于对黑魔法的信任以及对它的实践，当时的哲学家们——主要是神职人员——提出了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都不易理解的问题；就算我们最终能够理解它们，也足以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最重要的是，人们想要弄清楚，女巫们所施行的巫术与其他邪恶异端的巫术有何不同。然而所有女巫都无异于邪恶的异教徒，长久以来人们就明白这一点，这些女巫不相信上帝，或者说不以正确的方式相信上帝，教皇常常这样教导人们。上面我们说到，人们想要弄清女巫们的巫术与其他黑暗艺术的巫术有何不同，若不是百年后的猎巫审判到达顶峰，这种荒诞、诡异并且无比可怕的比较还要延续下去。后来有了两个人，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所有这些荒诞的想法，将它们收集起来，逐一进行比较和研究，从中得出结论，并用它们来指导人们如何找出真相，针对那些被指控使用巫术的人。这就是那本著名的《女巫之槌》。我敢说没有什么书比这三卷本给人们带去更多痛苦了。根据这些著书者的观点，如何辨认女巫？书中告诉我们，对于女巫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她们已经与魔鬼正式结盟。她们已然抛弃了上帝，并答应魔鬼会效忠于他的所有意志。同时另一方面，魔鬼也应该向女巫们承诺了一切可能的好处——当然是针对尘世的生活——但这显然是个谎言，魔鬼是谎言之父，他从不兑现自己的诺言，女巫们几乎从来不曾，至少到最后都没有受到庇佑。无论如何，书中列举了女巫们借助魔鬼的力量所能达成的无限成就，解释了她们如何成功地施行巫术，以及为了确保黑魔法的成功而如何在日常遵循某些风俗与习惯。你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去过哈茨山谷里的女巫小镇，到访过曾经是女巫们集会场所的女巫广场（Hexentanzplatz）以及瓦尔普吉斯会堂（Walpurgishalle），并听闻过哈茨山谷里有关女巫的传闻。据说每年 5 月 1 日女巫们都会在那里集合，或者骑着扫帚从一个烟囱飞向另一个烟囱。但是今天，我想给你们讲些你们不知道的东西。 

对于女巫们的许多举动，我们只能用神奇来形容。因为在三百年前，对于人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女巫更自然而然的事儿了。她走进田野，向着天空举起双手，就能降下冰雹；她走向牛群，只需向它们望一眼，就能施术使它们流出鲜血而非牛乳；或者她们能从林中的柳树皮下取出汩汩的鲜牛乳或葡萄酒；她们还能够随意变身为山猫、野狼或乌鸦。而在女巫的指控落下之前，她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不论在自己家中还是在田间野外，不论在虔敬上帝或是在嬉戏玩耍中，她们的所作所为都不会和邪恶、愚蠢或疯狂联系在一起。甚至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女巫黄油（指青蛙产卵）、女巫指环（指蘑菇周围的裙边）、女巫海绵、女巫面粉等词汇，都说明女巫这个概念如何无辜地成为某些自然事物的指代。但如果大家想对女巫的生活指南有个简短的了解的话，那么你们必须拥有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从中你们可以看到恶魔如何被视为自律的绅士，每个女巫都必须向他汇报，出于对他的敬仰她们又闯下了哪些祸端，犯下了哪些罪恶。就像在《麦克白》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每个普通人都知道女巫，哲学家们当然知道得更多。但是他们为了验证女巫存在而提供的证据过于荒谬，以至于连高年级的中学生都能识出其中逻辑上的破绽。比如 1660 年就有人写道：“任何否认巫婆存在的人也在否认灵魂的存在，因为巫婆也是一种灵魂。同时，谁否认灵魂的存在也就是在否认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就是一种灵魂。所以否认女巫也就等同于否认上帝。” 

谬误与荒诞已足够糟糕，然而，唯有当人们想要在其中引入秩序和统一时，它们才开始变得极度危险，对于女巫信仰就是如此，尤其当哲学家们企图通过某种僵化的做法将女巫迷信定性为某种学说时。我们已经谈到过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但是现在最糟糕的时刻来了：那就是律法界的专家。就是他们把我们带入了女巫审判——这是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灾难，仅次于瘟疫。这股审判之风也像一种流行病那样蔓延开来，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逐渐达到了高潮，无论老幼穷富，无论何种职业，都无法逃脱怀疑和指控。主教、牧师等神职人员与露天市场里的耍蛇人、狂欢节日上的演员一样，在这种指控面前不分伯仲，然而更大的数量来自不同阶级与不同年龄的女性，她们遭受的苦难明显更多。今天，人们已经无法用明确的数字来确定，当时整个欧洲有多少人死于巫婆或巫师的指控与审判，但可以肯定的是，有据可查至少有十万人因此而丧生，事实上的数量也许是它的两倍。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本可怕的《女巫之槌》，它首版于 1487 年并多次重版。这本书是用拉丁文写就的，是一本作为宗教审判员们行动指南的手册。宗教审判员们实际上就是指控官，他们由修士群体组成，由教皇赋予其特殊权力用来打击异端。由于女巫总是被视为异端，因此她们成了审判官们的目标。 

但是，对付女巫们的艰巨任务远非仅限于此，同时，还有来自其他律法管辖范围的人们渴望参与对付女巫的战斗，那就是除宗教管辖权以外的世俗领域，在这两者之间，后者通常更为糟糕。 

早期的宗教审判从没听说过焚烧女巫这样的刑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女巫的惩罚仅为禁止进入教堂或者监禁。接着，查理五世在 1532 年颁发了新的法律法规，即《加洛林纳刑法典》或所谓的“令人尴尬的脖子法令”，其中就提出了对巫术实施火刑的惩罚。但是这种刑罚依然有其限制，那就是只有现实中真实的损害发生时才能执行。然而，许多宗教审判官和王公贵族认为，这仍然太过温和且更愿意遵循“萨克森选侯国（Kursachsen）的法规”，因为根据该律法，即使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人们也可以焚烧任何一个巫师或女巫。因此，诸多司法管辖领域在女巫审判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可怕的混乱，以至于任何所谓法律或秩序都名存实亡。

那个时候的人们普遍认为，巫师或女巫只不过是魔鬼的容器而已，魔鬼在他们身上寄居，因此，人们坚信自己是与魔鬼的强大法力战斗，而在这场荣誉之战中，任何手段都应该被允许。然而，更为可怕和荒谬的事情是，当时的律法学者找不到一个拉丁文词去描述它。他们称巫术为“例外犯罪”（crimen exceptum），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罪行，它意味着被告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比如有人被怀疑和指控为巫师，那么从一开始，他就被视为有罪。就算他有一名律师为其辩护，该律师也终将无能为力，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对那些被指控使用巫术的人来说，他们身旁过于热心的辩护律师自己也会被怀疑就是巫师。律法学者通常将巫术案件视为某种纯粹的专业知识问题，只有他们有这种专业知识，因而可以自行作出判断。而这之中最危险的原则就是，就女巫审判的定罪来说，即使找不到其他任何证据，只要有犯罪者的认罪口供就已足够。然而，这样的坦白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很清楚。换一句话说，在女巫审判中，酷刑已成定局。对于那些知道在女巫审判中刑讯逼供是家常便饭的人来说，这些供词的价值显而易见。这个故事最令人震惊的地方之一在于，两百多年过去了，法学家们才意识到刑讯逼供的供词毫无价值。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书里塞满了最不可想象、最可怕、最令人 

毛骨悚然的细节，导致他们已经无法容纳和接受最简单的想法。人们相信魔鬼会以他的方式出现。比如，如果某个被指控为女巫的女人始终保持沉默，因为她知道，她说的每一个字，哪怕是最无辜的，都会带她坠入最深的不幸。然而对于审判者来说，这种沉默恰是“魔鬼的唇边封印”，在他们看来，正是魔鬼使用法力让女巫陷入沉默，无法说话。所谓的巫师检验也是这样，有时候为了缩短检验的时间，提高鉴定的效率，会使用诸如“眼泪鉴定”等方式。如果某人在遭受酷刑时没有痛苦地哭泣，那么就会被认为有魔鬼在帮助，因此，她的女巫身份就昭然若揭。再过二百年，医生们才会观察到，或者敢于说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巨大的暴力和痛苦面前人们通常哭不出来。 

与女巫审判的抗争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解放斗争之一。它始于 17 世纪并持续了近百年才取得成功，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经历了更长的时间。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它并非出于某种认识，而是出于某种需要。上层贵族眼看着他们掌管的领地日益陷入凋零，而经历酷刑的下层人民为了自保而相互指责。一场审判可能会引发数百起审判，并相继持续数年。因此在某些地方，这些审判被简单粗暴地归为禁止。现在，人们逐渐敢于反思。神职人员和哲学家们逐渐发现，在古老的教堂中根本不存在对女巫的信仰，上帝永远不会赋予魔鬼对人类有如此大的力量；而律法领域的学者们发现，人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依靠诽谤或依靠酷刑获得供词；医学领域的专家们也纷纷挺身而出：有些疾病可能使人们看起来像是巫师或女巫，实际上却并不是；最后，那些有常识的人也逐渐发现了在女巫审判档案中以及在所谓的女巫崇拜中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此期间，在反对女巫审判的所有书籍中，只有神父弗里德里希 · 冯 · 斯皮的作品留名于世。这个男人是曾在年轻时判处女巫死刑的忏悔者。有一天，当一位朋友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生出白发时，他回答说：“因为我曾不得不将许多无辜的人送去了火刑柴垛。”他的那本关于反思女巫审判的书，根本称不上多么有颠覆性。斯皮神父本人就确信女巫的存在，只不过他全然不信那些所谓的“女巫鉴定”专家以及那些凭空想象的检验方式，而后者在几个世纪以来可以被任何人用来指控和怀疑任何一个其他人为巫师或巫婆。斯皮神父以他这本书的薄弱之躯，用以抵御当时成千上万的拉丁文或德文的胡言乱语和到处爆发的愤怒情绪，他用他的书和它的影响证明了：将人性置于博学和才智之上是多么重要。 

播出信息： 

1930 年 7 月 16 日在柏林广播电台播出。

媒体评论

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人比本雅明更有原创性，没有人比他的批判和解读更需我们认真对待。

——乔治·斯坦纳

在他笔下，所有东西都摇身一变，变得更有放射性。

——西奥多·阿多诺

一位复杂但闪耀的作家。

——J.M.库切

本雅明是无法被归类的作家，他的作品既不能放入现存的秩序，也不能被引入新的类别。

——汉娜·阿伦特

本雅明将自己系于革命性的变革，他的生命和作品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充满挑战。

——特里·伊格尔顿

在本雅明璀璨如星群的作品中，广播电台节目及其文稿一定是光芒最微弱、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但正如《本雅明电台》试图告诉我们的，这些作品无疑是重要的，不论是在其个人生命史中，还是在媒介发展史上。如果说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文字时代，那么如今我们已经逐渐过渡到图像时代。在文字中心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图像中心主义的统领下，声音及其传递的情感与关怀似乎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是时候以《本雅明电台》为契机，重新审视声音这种媒介了——它的即时性，它的流动感，它营造的共时空间，它激发的情感共鸣，既是历史，也是当下，既是档案，也是陪伴。

——随机波动

前言

 导 言

本雅明开始广播了 

王璞（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比较文学项目主任）

Ⅰ 

本雅明开始广播了：1927 年 3 月 23 日，电波从法兰克福发出，如果本地收音机调到西南德意志广播电台（Südwestdeutschen Rundfunkdienst）的频段，就会传来一个声音，讲述着《青年俄国作家》（“Junge russische Dichter”，稿已佚）。这个声音便是瓦尔特 · 本雅明（1892—1940），这次讲话节目是他在广播世界中的“首秀”。从此，他的讲话、朗读、广播剧等节目不断穿行于德意志的上空，直到 1933 年初。据统计，有日期可考的本雅明广播（含合作作品）达到 87 次，还有几次广播的播出时间无法确定，另外若干计划中的节目最终未播或未完结。不少底稿已经亡佚，但仍有许多留存在各类档案的边边角角，幸运地传于后世，收录于法兰克福版《本雅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其中的部分篇章，经由王凡柯博士的译笔，现在终于呈现为汉语，这本《本雅明电台》正是本雅明广播稿的第一次系统中译。 

在本雅明身后声名日隆之际，他的生前挚友兼文档保管人肖勒姆就曾一再指出，本雅明的作品，乃至本雅明的生命存在本身，抗拒着任何简单的分类。在《本雅明传》（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的“译后记”中，我也总结到，后世读者重新发现了这位德国犹太裔作者，着迷于其文本，从中构建出许多各不相同的本雅明形象，但正如两位传记作者——霍华德 · 艾兰和迈克尔 · 詹宁斯——所说，那些形象都只是作为“多重”和“一致”的辩证自我的个别侧面。我们只好用“矛盾而变动的整体”（本雅明自己的话）或“离心的统一体”（阿多诺语）来概括本雅明；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批评作者，曾立志成为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批评家”，他也可谓“欧洲最后的文人”，在最宽泛的范畴中和最精微的形式上试验着“散文”（Essay）。置身于由他的多样文本和驳杂体裁所形成的“星丛”之中，我们比较容易关注到的，当然还数那些后来闪耀在批判理论、文化思潮中的高亮度“星辰”，也即他的一系列所谓“重要”作品：比如，早期浪漫派论文、悲苦剧专著、波德莱尔研究；比如，关于荷尔德林、先锋派、普鲁斯特、卡夫卡、布莱希特的批评文章；再比如，《单行道》的试验文体、柏林童年的回忆散文、19 世纪巴黎《拱廊街计划》不断衍生的引文和笔记；又比如，对摄影、电影、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思考以及现代性批判；甚或还有他早期的政治神学片段和晚期的历史哲学论纲……可谁曾注意到作为广播节目作者和播音员的本雅明呢？ 

众所周知，本雅明一方面由布尔乔亚高级文化所塑造，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新媒介抱有先锋派式的强烈介入兴趣。按理说，广播实践正进一步体现了本雅明的“多媒体”属性。而且，现存的节目稿展现出这种实践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富多样。本书所选译的这些篇目，有的是向小朋友讲述德国和欧洲的各种奇闻和趣史，从德意志古时的“盗亦有道”到浮士德博士，从猎巫史到豪泽尔谜案再到柏林的神魔，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有的又带着儿童听众去了古城庞贝、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甚至谈到了广州的戏院火灾；有儿童广播剧，改编自豪夫童话；又有实用又幽默的对话小剧场，教大家“如何向老板提出加薪”；还有关于广播和广播剧功能作用的零星反思。尽管这批文本别开生面、多姿多彩，尽管文化界对本雅明的兴趣始终不减，但是他的电台文稿却并没有得到重视，即便在德语语境中，也长期遭到轻忽，如同一个不再能收听的频道。 

Ⅱ 

英译本《本雅明电台》（Radio Benjamin）的编者莱西亚 · 罗森塔尔（Lecia Rosenthal）图从两个方向来解释这耐人寻味的遗忘。第一个原因是“档案性质”的，涉及“媒介史和文集的情况”。早期广播崛起为一种大众传媒时，其声音保存的条件极为脆弱，节目原声的丢失甚为普遍，而底稿的散落也很常见。从媒介特性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本雅明的广播原声，这些听觉文本一定比节目文字稿更有价值，但本雅明的所有广播都是现场播报，没有录制，更没有声音存档，我们今天无法找到原声。一次性的声音事件，无法复制；而可以复制的，是这些文字稿，它们的生成，大多其实又经过打字员之手，能留存下来亦属侥幸。有一部分广播的打字稿留在了他 1940 年逃离的巴黎公寓，落入了盖世太保之手，1945 年纳粹败亡之后这部分档案又到了苏联，1960 年转移回民主德国，先放在波茨坦，1972 年收入东德艺术院的文学档案馆，直到 1983 年，《全集》的编辑们才得到查阅的权限。在编入《全集》时，这些广播稿又没有收录在一起，而是分散到了各卷，排入不同的题目序列之中，毫不起眼。 

这也就涉及罗森塔尔所说的第二个 ——“ 生平性质 ”的——原因，它出自本雅明自身。从本雅明的生平材料来看，他似乎的确认为自己的广播工作只能算“次要”作品，因为全是迫于生计、“为稻粱谋”的临时工作。肖勒姆曾指出，本雅明对自己“为钱而作的”大多数作品都抱有“否定态度”或“贬损的评价”。他最后把这些电台稿件放下不管，也加重了一种偏见，那就是它们真的不重要。《全集》的编者费尽力气搜集本雅明遗稿，最初却没有安排一个广播稿的序列，大抵出自这一因素。 

显然，罗森塔尔所提供的两个解释其实紧密相关。要重新发现“本雅明电台”的意义，也必须首先认识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媒介史和本雅明的生命史是互相交织的一体。 1923 年，德国有了无线电服务，地区性广播出现。本雅明学生时代起的亲密友人恩斯特 · 舍恩（Ernst Schoen，曾一度是本雅明妻子朵拉的婚内情人）出任了西南德意志广播服务的节目总监。大约在 1924 年底，迟迟不能明确自己职业规划的本雅明就曾和舍恩协商，要出任该电台刊物副刊的编辑，而1925 年初，他就已在书信中敏锐地提出，或许为广播业写稿，也算一种潜在的谋生手段。电台刊物副刊编辑的职位最终没能谈妥，“绊脚石”正是本雅明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薪酬要求，如《本雅明传》作者所说，这也体现出贯穿他一生的特点：“随着他的经济情况一天比一天无望，他对与他的成就相匹配的报酬所提出的要求，其强硬程度也成正比地增加。”大约同时，他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基本定稿，到了 1925 年春夏之际，他在学术界求得一席之地的努力全都悲惨地结束了（“可怜的真理”只能成为睡美人，她原本想在密室中“织就一袭教授袍”）。出身于归化犹太人的巨富之家，成长于柏林的上等社区，现在他已为人夫、为人父，却在事业和生计上陷入极大困境，既要重新寻找人生道路，又得想办法养活自己和小家。当本雅明转向出版界和“公共文坛”时，魏玛共和国（也即德意志第一共和国）的文化热潮正在奔涌。而当我们想到魏玛文化的时候，不应该仅仅记得柏林作为“世界报纸之都”以及“出版资本主义”的大繁盛，还应注意到大众媒体的大爆发：魏玛文化意味着许多新媒体实验，其中当然包括广播。就在“一战”后的超级通货膨胀稍微缓解，德国中产阶级又临时站稳了脚跟的时候，收音机开始慢慢走进千家万户，广播成为一种真正现代大众的传播平台和文化界面。 

本雅明对这些全新媒体的兴趣，首先在电影方面，而非广播。在苏联之行中，他所关注的也是苏维埃革命以来的大众电影先锋实验，不过，广播的力量已经不容小觑，在苏联，它很快就会后来居上，取得统治地位。而和舍恩合作，又是一个现实的机会，既是文化工作又有经济收益。1929 年从莫斯科回来后，本雅明出现在了话筒前面。此后两年多，他在法兰克福和柏林的电台频繁地做节目，甚至开始了两地之间的必要“通勤”。 

也是在 1920 年代末， 本雅明确立了德语世界“有影响力的文化评论家的地位”，他的论述“无所不包，从作为教育模型的儿童文学和儿童剧场直到赌博和色情物品，涉及包括报业、广播和摄影在内的大量媒介”。在其中，广播节目的写作和播音的确有显著的经济考量，本雅明称之为“Brodarbeit”——可直译为“面包工作”。在舍恩的支持和引导下，他与人合作广播剧似乎还有额外佣金，有一次本雅明拉上了友人弗朗茨 · 黑塞尔（Franz Hessel），让舍恩安排他们俩合作一部广播剧，结果事情因为黑塞尔的“固执”而未成，本雅明对朋友拒绝合作大为气恼，因为这关系到一千马克。本雅明与人合作的谈话节目《“加薪？你究竟在想什么呢！”》，调侃的显然是两次大战之间社会危机不断的德国政治、经济现实。而本雅明对当时自身境遇的基本判断，最终也变得简单明确——“现在的精神产业不可能有空间容纳我的思考，正如现在的经济秩序无法存续我的生命……” 

在这样的经济秩序和精神产业的现实之下，广播稿更像真正“思考”的边缘处的附带性写作。但另一方面，本雅明坚持，哪怕在以稿费为目的的写作中他也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广播稿虽然有时是利用他在纸质媒体上的发表作品，然后按照大众传播的规律简化而成，但正如两位传记作者所说，它们仍然“显示出一位有教养且富有思想魅力的作者的精心构思和热情投入”。更重要的是，在传统书写和大众技术媒介的交互之中，一种新的风格出现在本雅明的文字之中：新的“声吻”，适应着播放和收听的场景，却并不仅仅是通俗化，反而带出别样的语言审美质感。请读——可惜不是请听——本雅明如何结束他对作家霍夫曼的谈论： 

霍夫曼在酒馆时从不闲着，而你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坐在那儿，除了喝酒和打哈欠其他什么也不做。霍夫曼与他们相反，他用猎鹰般的眼睛四处张望，他在酒客中仔细留意那些惹人发笑的、引人注目的甚至是颇为感人的怪癖……霍夫曼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一支有力的鹅毛笔在纸上将它们悉数写下——他是如此娴熟的素描艺术家。但是如果他对聚集在酒馆里的客人感到不满，或者对餐桌上那些心胸狭窄的小资产阶级客人感到厌烦时，那么他就会变得完全无法忍受，他会非常糟糕地运用自己的社交艺术——做鬼脸，让人难堪，吓唬人……如果我们就此结束今天的谈话，那么有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说我们忘记了开始的那个问题：霍夫曼为了什么而写作？我们当然始终牢牢记着这个问题，甚至在刚刚的谈话中已经不经意地把答案告诉了大家。霍夫曼为什么写这些故事？他肯定没有自觉地为自己设定任何有意识的目的。 

但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却感到，好像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些目的，而这些目的只能在城市观察的意义上才能够解释。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朴实、清醒、开明、智慧的柏林不仅存在于中世纪的角落……存在于城中各个阶层的每一位劳作的居民身上，这里的街头巷尾都充满了让讲故事的人兴奋不已的东西，只要你能够留心观察。 

知识性和趣味性不用说了，这或许还代表了本雅明的又一种笔触，异于他的评论文章，也略不同于他的小品文，但同样散发出生命经验（历史的、社会的、个体的、文化的）在语言（也是历史的，但又指向一种纯度）中结晶的美。而王凡柯的体贴译笔，又将之化为汉语中的美文。

的确，本雅明的大多数广播讲话依赖于他在传统印刷媒介上的文章创作，依赖于在他思想生活中那些“主要”的工作和题目。比如，《那不勒斯》的广播源于他的城市面相学的名篇《那不勒斯》。但我们不应把这些广播稿看作仅仅是衍生性的、附属性的文本而放在一边。恰相反，正因为它们和其他文本的关系，广播工作才具有特殊的相关性，作为一个序列，这些底稿足以促成我们对本雅明文学和思想世界的又一次打开、又一重理解：我们得到了跨媒介的对读的新路。比如我们上面引用的一段，显然就对应着本雅明关于柏林记忆、市文学、“讲故事的人”等著名论述，而又足以引出新的思考和体验的路径。

此外，本雅明的广播稿还鲜明地体现出合作乃至跨界交流的特点，而这其实也是他的文化实践的一条线索。和舍恩的合作自不待言，比如两人的《冷酷的心》便是改编自豪夫童话的广播剧。广播剧这一形式又引出了本雅明的“广播模型”的设想。Hörmodell 一词如何理解，我在翻译《本雅明传》时一直犯难，向当时已经在翻译《本雅明电台》的王凡柯请教，她提出“广播模型”或“教育广播剧模型”的译法。在本书中，她选译了本雅明阐释这一设想的文章，《儿童教育广播剧听觉模型》。这种关于生活中典型伦理问题的教育性情景剧，在理念上很可能受到布莱希特的影响，这也提示我们，本雅明介入广播这一新媒体的时期，也正是他和布莱希特友谊急速升温、两人开始相互影响的阶段。他也曾做过讨论布莱希特的广播节目。本雅明关于媒体、技术和生活批判的模型及样板的思想，与两人的交流分不开（而在与布莱希特合作的日子里，本雅明又以相同逻辑称另一位思想伙伴阿多诺的歌剧剧本为“儿童模型”）。 

最后，虽然本雅明的新技术理论以他对电影以及摄影等媒介的阐述而著名，但他也曾以广播的日常工作为机缘，写下了反思这一新传播形式的文字。本书的第三部分就收录了三篇这样的“广播反思”。这些反思中的核心观点也出现在他和舍恩的一篇对谈文章中。在《对话恩斯特 · 舍恩》中，他们谈论了广播的教育性和政治性可能，都希望广播从简单的文化推广和报道中解放出来。本雅明在书信中告诉舍恩，他还准备写另一篇文章，评论“广播的琐碎化”“广播对文学事物的冷漠”“广播和新闻界的腐化关系”等，可惜，这篇文章并未写成。 

Ⅲ 

在本雅明电台的所有这些特点中，一个问题的交汇点浮现出来了，那就是——儿童。本雅明的讲话节目和广播剧的目标听众在很多时候都被设定为少年儿童。他也在广播中一再论及儿童文学。他的广播模型剧概念也和“儿童模型”的教育理念相关联。模型，意味着重新学习生活。而他关于广播的反思一直围绕着教育功能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儿童问题从未远离本雅明思考的圆心。他本人是童书的收藏家，是玩具史的研究者，更饶有兴致地——也不无创伤地——记录过自己儿子的行为和心理、“意见和思想”。他还在自传文学中成为柏林童年的“驼背小人”和回忆大师。或者说，本雅明的思想主轴形成了三个决定性的圆周——生命经验、历史记忆、艺术审美。而儿童是三者的重合处之一：儿童作为生命经验的生成；儿童作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儿童在审美媒介中的位置。让我们再来读一读本雅明向小朋友们广播时的声吻，这是他为“青少年时刻”栏目所作的《西奥多 · 霍斯曼》的开头： 

这个名字你们听起来熟悉吗？也许不会。在你们自己的故事书中已经找不到这个名字了。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从爸爸妈妈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他们曾经拥有的书来，也许还能在扉页上找到这个名字。如果你们找到了这个名字，那就说明这本书中的插画皆出自他手。但由于他 

本人是个过分谦虚的人，已经很久不为自己的插画署名，那么对大家来说，你们兴许早就看过他的画作了，只是不知道作者是他。

是的，霍斯曼是一位画家。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的“青少年时刻”谈论他呢？首先，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可不是柏林本地人，而是一百二十三年前出生于哈维尔湖畔勃兰登堡的外乡人。其次，在电台上讨论一位画家，这算不算一个昏头的主意？ 

而在已经提到的《神魔般的柏林》中，他还就作家霍夫曼补充过一句 ：“现在情况变了，霍夫曼作品的平装版本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并且相比起我的童年时代，越来越多的家长允许他们的孩子阅读霍夫曼了。” 

不论是谈论他认为值得儿童们去探索的画家还是作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进行的“传播”既是跨媒介的，又是跨代际的。他要把过往的文化经验、他自己的“童年时代”，以新媒体的形式，传递给新的大众儿童。而讲述中那个柏林，根本无关乎广播这样的新技术，只存在于曾经偏门的藏书、没人署名的插图、现已过时的玩具之中。从过往文化的遗珠到自己的童年，再到如今的“爸爸妈妈”，最后到收音机前的年轻听众，这是一个历史经验和审美经验的传递链条，现在靠着录音设备、无线电和扬声器而贯通，同时，传递，也是更新。 

这就涉及本雅明批评理论中的另一个关键概念，那就是“可传达性”（Mitteilbarkeit）以及“不可传达性”的辩证关系，也可以由此看到本雅明所置身其中的矛盾。一方面，生命经验的媒介传播和代际传递，都有赖于传统的绵延；而另一方面，从本雅明中后期的理论来看，每一种新的技术媒介，每一次文化生产和流通方式的现代变革，都会打断经验和记忆的绵延。其实，早在《经验与贫乏》等一系列批判性文章中，本雅明已经尖锐指出，经验的传达已经不再可能，现代媒介制造无休止的分神、不断的震惊和海量的信息，所产生的是人的必然的“贫乏”。在全行星掠夺、总去魅、大自然退却、大规模武器杀伤、神经官能崩溃等新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到天文台去”，以超载和毁灭的技术再造人类的“宇宙身体”。他一直既体认着生命经验的记忆和延续，又强调“贫乏”体验中的变异，“少就是多”；既直视技术的破坏性，又看重媒介的新可能。本雅明在广播中说，霍夫曼是“讲故事的人”，而后来在《讲故事的人》中，他明确提出，“讲故事”如今不复可能，因为经验传达已经陷入危机，媒介完全改变了。那么，他的广播讲话中面对少年儿童的“声吻”，是意在留住最后的一点经验绵延，实现某种“可传达性”吗？而真正需要探寻的，或许是：广播在打破既有传达机制甚至带来“贫乏”的过程中，能否带来一些“少就是多”的可能性，创造新的儿童也即新的媒体动物？这里并没有答案。本雅明的广播可以看作是“可传达性”和“不可传 

达性”之间的矛盾试验。 

Ⅳ 

1930 年代初，本雅明在各种稿约中忙得不可开交，其中广播节目的写作和制作占去不少时间，以至于他必须在“创作之手和录制机器”之间不断调整分工。但与此同时，纳粹的阴霾开始一步步席卷德国，而纳粹主义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对大众传媒和新机器——包括广播，最后也包括最先进的杀人机器——的争夺和法西斯操控。1932 年夏，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普鲁士政府遭到解散，就已经为希特勒掌权扫清了障碍。反动政府意图把广播事业纳入右翼宣传机器。几周之间，柏林和法兰克福广播台的许多左翼领导都失去了职务，而他们的节目正是本雅明工作收入的重要来源。他写信给肖勒姆，说自己的广播工作大受影响。在那一年，本雅明还曾考虑过自杀。 

本雅明的最后一次播音是 1933 年 1 月 29 日：在法兰克福，他通过西南德意志广播电台，完成了讲话节目《1900 年前后的柏林童年（出自一部未刊速写集）》，而这一文本也将最终成为他的回忆散文名著《1900 年前后的柏林童年》。命运的巧合包含着历史的重击，就在一天之后，希特勒被提名为帝国总理。随后发生的国会纵火案丑剧，直接导致舍恩被捕，他被纳粹关进了“急匆匆建起来的集中营”。3 月份，舍恩丢掉了西南德意志广播电台的总监之职，4 月因同情左翼第二次被捕。春天还没有过完，整个德国出版界和广播界都落入纳粹之手。本雅明被迫离开祖国，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涯。 

“在有些地方我可以挣到最低收入，在有些地方我可以靠最低收入过活，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这是本雅明流亡生活的现实写照。流亡岁月也是通向世界大战的岁月，而无线电广播跃升为不可或缺的信息媒介。曾有一位荷兰女友，想给本雅明在荷兰广播台找一份工作，但无果。而收音机将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本雅明危机重重的生命之中，调动着神经：当他寄宿在布莱希特一家的丹麦流亡地时，和大家聚在收音机前是一项重要的活动，通过广播，他们密切追踪着纳粹德国的事态和世界政治。也就是在那里，本雅明第一次听到了希特勒的声音，帝国议会的演讲。本雅明在书信中说，“你可以想见其效果”。广播的听觉介质，生发出法西斯政治的诡谲传播，对本雅明，那电波的暴力如此切身。而希特勒下令占领苏台德地区时，本雅明正在哥本哈根旅行，为了得到最新消息，每日紧张地折返于自己的房间和旅馆的公共收音机之间，一部收音机成了他唯一的“旅游目的地”。 

他在流亡岁月中不断书写并修改《柏林童年》，直到战争的爆发把他的生命引向终点之前不久，他才最终定稿这部文集。他最终逃亡路上给阿多诺的书信中，他将自己的“经验”理论回溯为他和弟弟一起度过的儿童时光，而他弟弟当时已经被纳粹抓进集中营。生命经验的哲学和童年记忆的诗学合而为一，这一切都将被欧洲现代性的大浩劫所碾碎。《柏林童年》作者的声音再也不可能出现在广播之中。 

Ⅴ 

书籍介绍

中文世界首次结集×本雅明的广播作品！

天才思想家化身宝藏UP主，初代播客元老本雅明的营业时光。

淡豹、李雪琴、刘擎、徐英瑾、郁喆隽倾情力荐！

边角聊、柏拉图什么、鼓腹而游、懒得讲理、随机波动、咸柠七，多档优质播客必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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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巫审判到德意志历史上的传奇盗贼，从被火山灰掩埋的意大利庞贝古城到中国广州一座戏院的火灾，从打工人如何升职加薪到德国人的阅读取向，当本雅明拿起麦克风时他会说些什么？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编织日常生活与都市怪谈，天才思想家如何打造属于他的“声音王国”？

十则儿童广播故事，一部儿童广播剧，还有各色广播谈话的探索，开启尘封近百年的奇异广播世界，领略本雅明思想迷宫中最迷人的一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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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厦门大学副教授王凡柯对《本雅明全集》中的广播作品进行选编和翻译，收录了瓦尔特·本雅明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主要在柏林广播电台和在法兰克福西南德意志广播电台播出的广播节目的文稿，并邀请了《本雅明传》译者、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王璞撰写导言。全书共分为“青少年广播”“广播谈话、广播剧与教育广播剧听觉模型”“关于广播的反思”三个部分。本雅明认为电台是教育的剧院，是“孩子的启蒙”的绝佳媒介。这些广播的内容来自本雅明自身的童书收藏、报刊记录，以及关于自己家乡的童年回忆或异乡的城市速记，并且本雅明将他的现代性反思贯穿其中。本书内容轻松愉快、文字精辟，在其中本雅明将他复杂的思想引导给广大观众，让人们受益于这位20世纪最受尊敬的思想家之一的新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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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人比本雅明更有原创性，没有人比他的批判和解读更需我们认真对待。

——乔治·斯坦纳

在他笔下，所有东西都摇身一变，变得更有放射性。

——西奥多·阿多诺

一位复杂但闪耀的作家。

——J. M.库切

本雅明是无法被归类的作家，他的作品既不能放入现存的秩序，也不能被引入新的类别。

——汉娜·阿伦特

本雅明将自己系于革命性的变革，他的生命和作品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充满挑战。

——特里·伊格尔顿

在本雅明璀璨如星群的作品中，广播电台节目及其文稿一定是光芒最微弱、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但正如《本雅明电台》试图告诉我们的，这些作品无疑是重要的，不论是在其个人生命史中，还是在媒介发展史上。如果说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文字时代，那么如今我们已经逐渐过渡到图像时代。在文字中心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图像中心主义的统领下，声音及其传递的情感与关怀似乎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是时候以《本雅明电台》为契机，重新审视声音这种媒介了——它的即时性，它的流动感，它营造的共时空间，它激发的情感共鸣，既是历史，也是当下，既是档案，也是陪伴。

——随机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