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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著名宋史专家虞云国先生代表作之一，也是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本书成果均由缜密考据中渗出，务求事事核实，言之有据。但其宗旨啧讲究抉发制度的内在理路，“吸收中西政治资源的合理层面”，以“弥补制度机制方面的不足”，现代方法论的立场始终贯穿始终。因此稽考并诠释天水一朝台谏制度背后，实际隐藏着许多政治学理念的知识背景。作者认为，平心而论，中国能够维持两千年来的“大一统”局面，实非易事，必有缘故。近代以来，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往往专注于两者的歧异之处，而遮蔽了普同的成分，这种认知方法有所偏颇。作者在对北宋台谏制度的研究中，也专门讨论了这一方面的问题。总之，本书从台谏的选用、建制、事权和功能考察台谏制度的政治功能，深入剖析其运行机制与特点。全书贯穿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人治与法治的矛盾、中国与西方的异同，揭示政治操作方面的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仍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新版自序/1

三版题记/1

增订本自序/1

序/1

章引言

一、 一个鸟瞰性的考察/1

二、 一个技术性的说明/4

第二章宋代台谏官的选任

一、 充任台谏官的条件限制/7

二、 荐举台谏官的原则/14

三、 君主亲擢的程序与方式/20

第三章宋代台谏机构的建制与职能

一、 台谏机构的组成及其沿革/24

二、 台谏机构的职能/31

三、 也谈宋代的台谏合流/45

第四章宋代台谏言事制度

一、 台谏言事的法令依据/49

二、 独立言事原则的全面确立/52

三、 言事信息的输入渠道/56

四、 章疏： 台谏言事方式之一/62

五、 廷奏： 台谏言事方式之二/67

第五章宋代台谏的职事回避

一、 台谏对宰执的职事回避/73

二、 台谏系统内部的职事回避/79

三、 谒禁与其他职事回避/82

第六章宋代对台谏系统的监控

一、 君主对台谏系统的监控/86

二、 中央机构对台谏系统的监控/89

三、 台谏官的互劾互监/94

四、 对台谏官的升黜和奖惩/95

五、 对台谏官亲戚子弟的控制/102

第七章宋代台谏系统的地位和作用

一、 分权制衡权力结构的初步形成/104

二、 宋代台谏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原因/110

三、 台谏系统对宋代政治的积极作用/117

第八章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

一、 令人费解的历史表象/122

二、 相权对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126

三、 君权对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133

四、 对君权相权破坏宋代台谏系统的综合分析/138

五、 君权失误是宋代台谏系统破坏的根本原因/146

六、 宋代的台谏与党争/148

第九章结论： 分权制衡的失败尝试

一、 悖论之一： 法制和人治/153

二、 悖论之二： 分权制衡和君主专制/159

三、 历史的启示/168

附录: 对中国历史上分权制衡的思考

一、 历史资源的重新审视/171

二、 政治资源的中西比较/174

三、 中国近现代的蹒跚步履/180

四、 历史的启示/183

征引古籍书目版本/186

初版后记/194

虞云国，1948年生，浙江慈溪人。著名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和理事，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术带头人，著名文史学者。著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宋光宗宋宁宗》《细说宋朝》《水浒乱弹》等；另主编《中国文化经典导读》；主持编纂《中国文化史年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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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史研究有两个层面：一是静态的制度的原则规定，一是动态的制度的实际运作。研究者必须把制度的条文规定与其实际执行情況严格区分开来。以上我们探讨的基本上属于静态的制度规定。然而，倘若纵观三百余年宋代台谏系统的运作过程，我们却能发现以下两种引人注目的历史表象。

其一，相对健全完善的制度和程序不断被蔑弃和破坏

宋代台谏制度包括选任、回避、言事、监控等方面的内容在选任制度上，宋代确立了侍从荐举、宰执不预、君主亲擢的选原则及相应程序。在回避制度上，宋代不仅强调了台谏对宰执的亲嫌回避，也完善了台谏系统内部的职事回避原则。在言事制度上的健全程度更令人称道：宋代台谏官不仅对台谏长官与同僚、而且对相权与君权都享有监察独立的特许权；而通过风闻言事、公文关报取索公事等规定和途径，则确保了台谏监察的信息来源；在言事方式上，宋代不仅对上疏与面奏这两种基本言事方式建立了一般程序，还确认了在特定情势下，台谏可采用副本与露章等特殊的章奏形式及合班、留班、伏阁等非常的廷奏方法向君主建言。在对台谏系统的监控方面，宋代君主不仅通过戒励型、指令型和宣谕型诏令对台谏系统进行协调监控，还设月课、御宝印纸、台谏章奏簿对言事官实施定期的、量化的考绩，同时对台谏官的升黜奖惩也有一整套有章可循的激励、调节与惩戒机制。总之，如果仅从制度层面而言，宋代台谏制度尽管还有疏误弊陋处，但毕竟以其显著的合理性、系统性和严密性，充分体现了封建君主政体在监察制度上所能达到的成熟程度。

然而，承认台谏加入对党争局势的重要影响，并不就是说台谏对党争具有决定性作用。台谏的作用，归根结底还要取决于党争中究竟何方能得君主最终的支持，而不在于党争双方台谏力量及其人数的对比。濮议之争，尽管反称亲派在台谏数量与论奏激烈上远远压倒了称亲派，但称亲派因有曹太后为后盾因此反称亲派的台谏官绝大多数遭到了贬黜，以至于京师谚称“绝市无台官”在熙宁党争之初，旧党拥有的台谏力量也是新党所无法较量的，“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但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终因倚恃着神宗的信任，一方面将反对新法的十余名旧党台谏黜尽，另一方面引用支持新法的新进之士入充言官，到熙宁四年（1071年），台谏官都换上了新党，终于在舆论上彻底剥夺了旧党的发言权。2庆元党争中，私用台谏固然是韩侂胄党的转机所在，但韩侂胄“欲尽攻道学，故探上意，嗾台谏以一网去之”，3）说明宁宗从游移不定终于倾向于反道学，才是党争局势急遽逆转的根本原因，韩党不过抓住这一转机及时利用台谏而已。总之，台谏系统在党争中的影响必须以君权的认可（不管这种认可自觉与否和正确与否）为其决定性前提的，即使相权勾结台谏左右党争，也应作如是观。因此，不应该过分夸大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更不能把台谏系统视为党争的渊数。

这样，就在制度层面上出现了悖论：宋代统治者将台谏系统纳入中枢权力结构的用意，在于使其对君权、相权都拥有监察权，构成分权制衡的政治格局，制约君权的滥用和失误；然而，台谏监察权最终仍须听命于君权，对君权失误的制约只有在君权不失误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和见效。

宋孝宗为防范相权勾结台谏，“后相即拜，却除前相进拟台谏。后相虽有进，虑其结党不除”

编辑推荐

本书为著名宋史专家虞云国先生代表作之一，也是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虞云国先生积年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成果斐然，著作等身，驰誉学界。本书成果均由缜密考据中渗出，务求事事核实，言之有据。但其宗旨啧讲究抉发制度的内在理路，“吸收中西政治资源的合理层面”，以“弥补制度机制方面的不足”，现代方法论的立场始终贯穿始终。因此稽考并诠释天水一朝台谏制度背后，实际隐藏着许多政治学理念的知识背景。作者认为，平心而论，中国能够维持两千年来的“大一统”局面，实非易事，必有缘故。近代以来，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往往专注于两者的歧异之处，而遮蔽了普同的成分，这种认知方法有所偏颇。作者在对北宋台谏制度的研究中，也专门讨论了这一方面的问题。

总之，本书从台谏的选用、建制、事权和功能考察台谏制度的政治功能，深入剖析其运行机制与特点。全书贯穿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人治与法治的矛盾、中国与西方的异同，揭示政治操作方面的许多历史经验教训，表达了作者深切的忧患意识与现实关怀，对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仍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前言

新版自序

新版《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付印在即，按例应有一篇自序。此书出过三版，在初版后记、增订本自序与三版题记里，我分别交代过相关情况，借此机会进一步回顾与这册小书有关的一些问题。

一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我是1978年初春进入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学习的。我曾回忆过当初填志愿时的纠结：　

究竟报中文专业去学古典文学，还是报历史专业去学中国历史，颇踌躇犹豫了一番。但是，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连大哥的命也搭了进去，渴求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反思，明显压倒了对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终于决定报考历史专业。（《古今多少事·自序》）

追溯我的学术生涯，与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在就读专业之际，我就决心以史学作为毕生的志业，而当年改革形势必然投射进我们这代人的学术人生。我曾追述过这种影响：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的学生，对专业学习如饥似渴的投入，与对国家命运切肤之痛的反思，两者在付出上几乎是难以轩轾的，在思考上也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尤其像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历史上中国专制传统的沉重包袱，现实中科学民主自由的再启蒙，都成为我们在课堂里与饭桌上热议的话题。（《那些个旧作旧刊与旧事》，载《敬畏历史》）

记得刚入校不久，“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吹皱一池春水。正是这场大讨论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并以1981年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一锤定音，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思想解放运动摧毁了“两个凡是”的紧箍咒，在很大空间上释放了思想市场。思想市场一旦开放，历史反思便不断深化。举其荦荦大者，哲学界有现代西方哲学的解冻与研究，史学界有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国际共运史界有对“个人迷信”的反思，文学界有“伤痕文学”的兴起与人性的再探讨。思想解放迎来了学术创新。尽管历经坎坷，好几代学人依然保持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各自探索新理论、新思想与新学说，不同程度地汇入了时代的洪流。

再说回我。1982年毕业留校，两年后继续攻读研究生，这本著作的雏形就是我的硕士论文。从初涉专业到写出论稿，恰是我从而立到不惑的十年，这十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令人欢欣鼓舞的十年。总体说来，举国上下普遍洋溢着对未来的乐观期待。 

这一期间，人文学界至少同时共存着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与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四代学人。一位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学者自称是“政治化的一代”。实际上，只要涉足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文学科的场域，包括上文说到的四代学人，无论顺应政治潮流，还是拒斥政治潮流，都不妨视之为“政治化的一代”。

至于我，小学阶段就记得教育方针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966年，高中刚读一年，就开始了“艰难探索”的十年，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即便你想回避政治，政治仍会上门来找你。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都应该感同身受的。恰在世界观形成时期，灌输进“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与“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性，潜移默化地形塑了像我这样“政治化的一代”。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好在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这种“政治化”的现实关怀已经位移到理性反思的基石之上。就像王家范先生在为小书作序时说的那样：　

在初历阅世更事的年龄段上，“沐浴”于一场感慨系之的“历史运动”,也不是毫无所得。由此而获取的社会体验，很难真正从书本上读得。假如不是因此而特别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假若不是因此而特别期盼中国问题的解决，或许我们都会甘心做“两足书柜”，满足于“考据饾饤之学”，不可能有今日那种以生命注入史学的痴情，欲以史学而托出义理的追求。

他肯定我“以史学而托出义理的追求”，当然只是前辈的揄扬，但犹如我在初版后记里借用克罗齐的论述自道作意说：“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在读研以前，我已写过几篇宋史论文，对基本史料也有大体的把握，宋代台谏官僚圈在中枢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及其盛衰成败引起我莫大的兴趣与强烈的关注。

在当年改革大潮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少数学者，甚至参与了国家政策的某些改革活动。而人文学者的学术使命，主要关注于重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作为起步伊始的历史学人，当然深知个人的微不足道，但仍期望以自己的研究为这个大时代呈献上自己的深思。说到底，这还是“政治化的一代”在其学术人生中无计回避的磁场效应。

拉杂说这些，对读其书而知其世，或许能勾勒出大致的背景。

二

读研那几年是我用心的岁月，在史料掌握上如此，在史法探索上如此，在史识砥砺上也是如此。

我对宋代台谏制度的研究兴趣，固然由现实生活而触发催生，也希望藉此能为现实问题贡献一得之见。在我看来，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可以采取两种路向。一是从历史到现实的取径，即以严谨的史学方法对某个历史问题做出本质的认识，取得成果，为现实提供镜鉴与启示。一是从现实到历史的取径，即从现实社会中领悟到必须重温历史上与之近似的某个问题，转而深化对那一历史问题的再认识。当然，这两种路向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以我选择宋代台谏制度这一课题而言，就处于无法割裂的互动状态中。对现实政治中权力必须制衡的关注，引导我有意识地去重新检讨宋代的历史资源；而对宋代中枢权力制衡的剖析，又促使我深层次地去探寻现实政治的症结所在。

台谏制度研究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范畴。倘以理想的范式而言，正如王家范先生说的那样，“以历史学的本色，透出政治学的底蕴”；在研究理路上，当然应该借助政治学的路径，但基本方法仍然必须严格信守历史学的规范。差可告慰的是，在开启研究前，我已具备了充分自觉的学术理性。首先，无论采取何种取径，都必须坚持把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坚持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其次，在研究的全过程中，必须尽可能恪守价值中立原则，不与现实生活牵强附会，由此获得对历史的本质认识，转而为现实的关怀展示历史的启悟。总之，既不能专注政治学的底蕴而背离历史学的本色，更不能注重“经世致用”的追求而重蹈“影射史学”的覆辙。

历史学的根基是对史料的广泛搜辑与深刻解读。围绕着这一课题，我把宋代有关史料应读的全部读过，应查的尽数查过。历史研究，是历史资料与史家思想的有机结合，研究者必须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过程，然后对建构起来的历史过程给出合理的解释。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既应有其叙事性的层面，更应有其解释性的层面，两者缺一不可。大致说来，对于同一课题，搜集史料，复原实相，尚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基于对史料的全面占有与深入研判，我对宋代台谏系统进行了真实可信的制度复原，这属于对史料排比梳理的叙事性层面。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借助史料建构起来的宋代台谏系统作出总体性阐释，这是史学研究中更为关键的解释性层面。台谏制度属于监察制度的范畴，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阐释与评价，有的学者更多关注其对君主专制的限制与削弱，有的学者则主要聚焦在君主专制对监察制度的干预与破坏，足见这种总体解释显然不可能是单一的。这是因为，历史的解释无可避免地凸显出研究者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观念。

史家的当代意识必须建基于史料构建的历史实相，同时又来自社会现实的感悟兴发，这就必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把握好合理的张力。就台谏制度研究而言，首先必须在制度复原上求真坐实，同时又凭借对社会现实的历史通感去探究这一制度在历史上的功过成败与是非得失。唯有这样，才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雷池鸿沟上架起沟通的桥梁，实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成功转换，庶几成为“有意义之史学”（陈垣语）。

这些，大体上就是我在研究宋代台谏制度时努力遵循的史法与史识。

三

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古代君主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大转型之中。对这一历史转型，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在上世纪末提倡著名的“历史三峡论”，他曾大胆预判：“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从大趋势来说，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恰似滚滚长江东流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具体而言，在某段水域出现某种曲折与回澜，也有必要考虑在内。我在《敬畏历史·自序》里说过：　

以往历史理论一味强调历史是持续进步的。这种历史观让人们对历史进程抱着一种盲目乐观的单向思维，既不符合逆向思维的思想方法，也会对可能出现的历史逆流放松警觉性，削弱人在历史参与中的选择性。在这点上，我对陈寅恪先生所说，“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深怀一种同情的理解。他要破除的，正是所谓历史总是进步的决定论。

在小书大序里，王家范先生指出：“人类的历史原本就是不断试错的历史。古往今来哪有不犯错误的民族？痛自改辙，旧邦维新，惟大智大勇方能为之。”在论及宋代权力制约时，他还提醒：　台谏系统“毕竟被关在君主制的鸟笼里，长不大，飞不高，种种变态走形原在预料之中”。宋代历史已经交出了试错的终极答案，这是时代的局限与历史的命运，也是留给后代在推动权力制约进程时的可贵殷鉴。

由君主制的鸟笼，联想到近年以来的流行说法，那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宋代的试错也为这一说法留下了系列思考题：　那个关权力的笼子由谁来打造？由谁来决定将怎样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关进笼子后，锁钥究竟由谁来掌控？倘若这些理应互相制约的决定权都来自同一源头，将会导致哪种可预见的结果？

催生这册书稿的20世纪80年代，距今将近四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称得上一个中时段。“四十年来家国”，回首1978年以后的十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将中国的现代转型推入了新时期，时至今日，这册小书所提示的结论或许仍然有其尚未过时的参照价值。

四

后，对这次修订作两点说明。

其一，以前各版沿用“封建社会”“封建王朝”“封建制度”“封建统治”“封建官僚”“封建君主”“封建政体”“封建专制”等相关提法。当年以“封建社会”来指称秦朝以降的君主制时代。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界对此有过深入的讨论，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封建”一词，不仅与中国西周封邦建国的“封建制”同名异实而易致淆乱，而且把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套用于中国秦朝以后的君主官僚制，有失学术的严谨。故这次一概删去“封建”而代以其他适当的表述，现在看来，这一修改完全无碍于原意的表达。

其二，当年史料搜集全赖于笔录，手抄之际难免有讹脱衍倒之失。初版付印前尽管作过查对，但仍遗留错讹；增订本与三版虽续有订正，却扫叶未尽。这次承蒙陆昱华先生拨冗相助，将史籍引文悉数校核一过，匡正颇多，谨致谢忱。我在审读校样时，也改正了此前行文的少数失误，增补了有助考证的个别史料。这次核查史料，尽量利用了新出的校点本（唯个别句读或据己见有所更定），但史文注释与征引书目仍标当初使用的版本。

今年恰是《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初版二十周年，由衷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其列入我个人的著作集，我敝帚自珍地视之为决定版。

2021年5月18日于沪渎三声楼

书籍介绍

本书为著名宋史专家虞云国先生代表作之一，也是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本书成果均由缜密考据中渗出，务求事事核实，言之有据。但其宗旨啧讲究抉发制度的内在理路，“吸收中西政治资源的合理层面”，以“弥补制度机制方面的不足”，现代方法论的立场始终贯穿始终。因此稽考并诠释天水一朝台谏制度背后，实际隐藏着许多政治学理念的知识背景。作者认为，平心而论，中国能够维持两千年来的“大一统”局面，实非易事，必有缘故。近代以来，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往往专注于两者的歧异之处，而遮蔽了普同的成分，这种认知方法有所偏颇。作者在对北宋台谏制度的研究中，也专门讨论了这一方面的问题。总之，本书从台谏的选用、建制、事权和功能考察台谏制度的政治功能，深入剖析其运行机制与特点。全书贯穿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人治与法治的矛盾、中国与西方的异同，揭示政治操作方面的许多历史经验教训，表达了作者深切的忧患意识与现实关怀，对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仍有借鉴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