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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历史中，神话总是与政治密切相关，如“红胡子”弗里德里希大帝会再度降临的传说、民族史诗《尼伯龙人之歌》、浮士德与魔鬼订约的故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轶事……由它们所衍生的神话在各个时期被用来解释不同的现实。“二战”之后，分裂的德国对于政治神话的解读又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本书采用宏大的历史分析方法，论述了德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神话，尤其注重考察它的嬗变过程，它如何塑造德国人的民族个性，德国人独具怎样的力量以激励行动，德国的政治悲剧如何与神话联系在一起。本书不仅涉及德国人的历史和心态，还是一部关于现代政治的极富启发性的著作，见解独到，译笔流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导言

章 民族神话

一 皇帝归来

——巴巴罗莎与帝国革新

二 背叛、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

——作为诅咒和命运的尼伯龙人

三 与魔鬼的契约

——约翰·格奥尔格·浮士德博士

第二章 反对罗马的斗争

一 乡巴佬的美德

——塔西佗与早期日耳曼人神话

二“当罗马人变得狂妄之时……”

——阿米纽斯与托伊托堡森林之战

三“这是我的立场，我不会改变！”

——路德反对罗马的斗争

四 向南方进军

——哥特人的灭亡与卡诺莎忏悔之旅

第三章 作为神话的普鲁士和普鲁士自己的神话

一 纪律与自负

——普鲁士对德国政治神话的挑战

二 勃兰登堡王朝的奇迹

——弗里茨国王

三 圣母玛利亚与战争女神

——路易丝与铁十字勋章

四 普鲁士是牺牲品

——“波茨坦日”与暗杀希特勒

第四章 城堡与城市

一“良好的防御工事和武器……”

——瓦尔特堡

二 德国知识市民阶层的神话

——魏玛与“德国古典文学”

三 破灭的自尊

——作为神话之地的纽伦堡和德累斯顿

四 美酒享乐与战争叫嚣

——莱茵河神话与莱茵河畔的神话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神话

一 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和解放战争

——民主德国的建国神话

二 货币改革与经济奇迹

——联邦德国的政治神话

三 “我们是教皇”与“你是德国”

——报纸头条和广告取代神话

注释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致谢

编后记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1951年生，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成员，以研究政治思想史和战争理论著称。著有《马基雅维里》（1982）、《权力与秩序》（1993）、《新的战争》（2002）以及《帝国》（2005）等。

译者简介：李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历史学博士。撰有德文专著《纳粹德国有关“欧洲经济新秩序”的规划1939—1945》（汉堡：科瓦克博士出版社2007年版）。曾获*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现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教研工作。

范鸿，北京大学本科、硕士，现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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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

　　巴巴罗莎死后沉睡在一座山里或一个洞穴内，等待着有朝一日王者归来。对这个神话有过五花八门的说法，在政治上也有着不同的解释。例如，在19世纪初，人们把它看成重建帝国的承诺，而在1600年左右，人们却用它来预言社会变革和永久和平。在德国人的政治神话中，弗里德里希皇帝可以为不同的阵营服务。例如，在中世纪行将结束时，那些社会革命者把解救的幻想系附在他的身上，从而加强了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进行暴动的决心。在19世纪末，他又被一系列民族保守主义分子利用，当时，德国的一些老兵协会打着这个旗号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社会民主党危害社会秩序的企图”。

　　当然，弗里德里希皇帝首先是一个期待的象征，其次才是一个进攻的信号。对皇帝即将归来，以及社会状况将随之彻底改变的信仰，多半与政治上的清静无为密切相连。这种无为的思想宣扬不要进行“欠考虑的个别行动”，因为适当的时机尚未到来，或者更好的做法是，让那些“承担使命的人”为国家掌舵和操纵政治事务。就这一点而言，巴巴罗莎代表的是一种希望：即便人们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事情也会朝着好的方面转变。

　　巴巴罗莎神话之所以有不同的版本，主要是因为它把漫游的题材和一个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这样的幻想，即一个统治者虽然消失了却并没死去，而且这种幻想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释。关于巴巴罗莎，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报道，有人说在这儿或那儿看见了这位皇帝，他还宣布自己马上就要回来。这些传闻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在动乱的年代总是一再被人加以利用。

　　在这些传说中，初担当即将归来的皇帝这一角色的，根本不是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而是他的孙子弗里德里希二世，他从意大利南部统治自己的德意志帝国，当时人们对他的看法造成了后来神话中的一些矛盾之处。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是个近代的统治者，在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用早期的官僚国家取代了封地制度，推动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的发展，通过谈判成功地为基督教世界赢回了耶路撒冷。这种观点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看作“被世界称赞者”。而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皇帝暗地里是一个异教徒，他被萨拉逊人的卫队簇拥着，一心要摧毁基督教会，消灭教皇的统治，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反基督徒。1250年，皇帝出人意料地消失了。许多人不愿意相信，这个在位达30年之久的统治人物，会在没有指定继位者的情况下就这么消失了。人们传说，他带着大队随从骑马进了埃特纳山，但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坠入了地狱，还是只是消失在了山里，有朝一日再从那里归来。初，在方济各会修士的强力支持下，反对皇权的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阻止人们期盼皇帝归来，并以此寄托彻底改变社会状况和实现长期和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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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4月11日，亨尼希·冯·特雷斯科夫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为自己的几个儿子举行了坚信礼，他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透彻地阐释了这种反对无条件服从的精神。最后，他明确告诫孩子们说：“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在普鲁士的土地上和普鲁士的思想中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代表老普鲁士精神的最神圣的地方举行了坚信礼。普鲁士精神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责任，那就是誓死捍卫真理，服从内心和外在的纪律，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如果不指出普鲁士精神不止于此，就谈不上普鲁士精神，而人们却经常在这方面产生误解。真正的普鲁士精神从来与自由这个概念密不可分。真正的普鲁士精神是责任与自由的结合，是不假思索的服从与适中得当的自由的结合，是为自己自豪与对他人理解的结合，是严厉与同情的结合。假如失去这些联系，就会变成麻木冷漠地服兵役，就是堕落为心胸狭隘和刚愎自用。普鲁士精神在德国和欧洲的使命，以及‘普鲁士的梦想’，只存在于这种结合之中。”

如果我们做更细致的考察，就可以看到有两种政治神话种推动革命，促使人们在它的影响和感召下直接采取行动，另种讲述历史的不可改变性，导致人们屈从于不可更改的命运。

除恩斯特・卡西尔、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克劳德·列维一施特劳斯和罗兰·巴特等三人外，汉斯·布鲁门贝格( Hans- Blumerberg)是第四位20世纪最重要的神话理论家之一。他认为，神话更具有解放的、保证生存的功能。他说，在神话的叙述中，古代的恐惧被神话故事祛除了;人们远离了阴森可怕的事情;同时神话让世界变得有意义，变成了人的世界。2人不是通过革命行动来创造自由，而是通过叙述来征服与他敌对的世界。布鲁门贝格广泛地阐释了神话的作用，这些可以用德国人的政治神话来加以理解:通过叙述性的阐释，把自己熟悉或者完全无知的政治世界改头换面，将其罩上一层解释性的叙述，借此获得某种确信和把握，从而避免听任权力斗争偶然性的摆布。这至少是当代大多数神话诗人的看法。

不管政治神话是具有解放的作用，还是東缚的功能，它们都有助于塑造集体记忆，而这一点对于政治共同体的特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神话提供了各个集体的自画像，它们可以确定前进的方向，引导人们的政治行动。鉴于列维一施特劳斯提出的“冷社会”和“热社会”之说，在此基础上，文化学者扬·阿斯曼( Jan Assmann)对神话的推动作用做了以下区分:冷社会力求抹杀历史对社会平衡的影响。在这里，神话中和了变革的推动力，变化被冻结住，同一个人或同一件事会再度出现的神话思想起到了确认历史连续性的作用，而这样的社会正是依赖于此种连续感而存在的。

与此相反的是，热社会真正地渴望变化;在这样的社会中，神话让人们对历史的断裂和骤变记忆犹新，并且预预言翻天覆地的巨变即将来临，从而推动了发展和变革。在此基础上，阿斯曼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神话更加保守，而另一些神话却具有革命性的效果。有些神话具有支持的作用，它们...

就像施仁普低估了名称及其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一样，许多政治家也常常轻视神话的重要作用。但当政治不再是日常的行政事务，而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或开辟新时代的时候，神话故事就具有了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特别是神话会让人坚信，他们一定能战胜困难，不辱使命，因为曾经在“那个时候”就有成功的先例。神话给人指明方向，增添信心，因此是政治的认知和情感资源。施罗德第二届内阁提出的所谓2010议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缺乏神话故事的宣传和象征的渲染，即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改革也未获得足够的支持。人们也试图改变这一状况，用技术象征手法把各个改革措施包装起来。例如，为哈茨改革编上序号，或者把改革的目标年读成“二十一十”。但是，这些象征的说法非但没有激发人们的政治想象，反倒带来了负面的感受。大批选民离开社会民主党以及左翼党的出现，在产定程度上是缺乏神话故事和象征的结果，而施罗德的2010议程正是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启动的。所以，德国缺乏政治神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缺乏神话故事的烘托和渲染，就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激发他们的斗志，不仅政治改革无法顺利进行并获得圆满的结局，相反还会出人意料地导致结构性的保守主义

从原则上讲，把日常政治神圣化会导致停滞和僵化。从表面看，这与上文的观点相矛盾。前文曾提出，政治神话能够帮助深化改革，而缺乏政治神话会促成结构性的保守主义。因为政治神话是通过三方面来发挥作用的，即:

叙述上的改变、具象化的加工和仪式活动。

所以它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支持变革，相反也会变成一股固执保守的力量。叙述上的变化指，神话不仅仅被传承，而且还被续编或改编，从中涌现出各种新说法，主要是为了进行政治上的某种解释，为政治团体开启新方向做好铺垫。这一点在巴巴罗莎神话和尼伯龙人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具象化的加工指不仅要通过绘画，而且还包括雕塑创作，把神话表现出来。就过去已完成的具象化加工而言，它们可以不受各种变化的影响比叙述表现出更强大的固执力。因此，可以这样假定，叙述促进了变化，而直观表现神话的图画和纪念碑，以及因神话而设的节日，主要具有守成的特征。这一点并不难于理解，因为叙述述的东西是最容易改变的，经常会走样，反之，具象化和仪式化所带有的 神圣性，会阻止人们随意篡改人物、事件和报道，并把各种变化斥 为异端邪说。与此相对照的是，放弃政治的神圣化会带来更大的 灵活性，能够彻底探究神话所未能预见的各种可能性和前景。而 把政治神圣化，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去神圣化的痛楚，就像20世 纪90年代初，民主德国一些城市所遭遇的那样，纪念碑被拆除，街道被重新命名。

我们坚持认为，政治神话表达了一个政治团体的自信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自信从政治神话中汲取了养分。它们是一个国家象征体系的叙事基础，当象征的手法自己不能展现出来，或者

要改变象征意义的时候，尤其需要发挥政治神话的叙述功能。当政治神话及其象征遭到内部或外部的攻击时，神话叙述便构成了象征体系的最重要的防线。当然，政治神话也可用于攻击，对政敌的权利和要求提出质疑或引发争议。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 swale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罗列了他认为的“浮士德文化”的本质:“要求行动，坚决果断、自主;反对舒适生生活，以及各种瞬间的、眼前的，无关紧要的想法，去实现那些普遍持久的、联系着过去与未来的思想，这是所有浮士德式命令的基本内容，包括了从最早期的哥特，到康德和费希特，此外还包括了孕育我们的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巨大力量与意志表现的伦理道德。”这种高远的志向，与古希腊罗马时代及时行乐的观念正好对立。“古希腊罗马及时行乐的观点，完全对立于歌德、康德和帕斯卡，完全对立于教会及无神论者认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行动、斗争和战胜一切。”

在施本格勒对世界上不同历史形态的比较中，浮士德文化构成三大发展阶段的最后一环。这三个阶段，相继出现在所谓文化的大空间中(欧洲和近东、印度、中国，以及哥伦布登陆之前的美洲)。在浮士德文化之前，是古典文化(或称和谐文化)、神秘文化(有时也称作中世纪或阿拉伯文化)。他认为，区别这三个文化中人的标准的是他们认识自然的方式，以及他们与数学、艺术和建筑、空间，尤其是与时间和历史的关系:“古典文化时期的人眼中只有自已，把自己的命运视为静止的，而且也不再问何去何从。……神秘文化中的人把历史看作世界在创造与毁灭之前的伟大戏剧性变化，看作灵魂与精神、善与恶、上帝与魔鬼之间的较量，把一个严格限定的、带来史无前例转折的事件，即救世主的出现，作为历史的高潮。浮士德文化中的人认为历史是为实现某个目标而经历的紧张的发展变化过程，他根本不能想象历史还会是别的样子

编辑推荐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用神话透视了德国人和他们的历史。他审视了尼伯龙人等古老传说的精神力量，考察了那些决定历史命运的地方，例如魏玛、纽伦堡以及莱茵河。不仅有反罗马英雄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大帝以及教皇这样的历史人物在书中登场亮相,甚至德国马克作为现代德国的神话，也出现在他的研究视野中。通过对相同神话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政治功能的分析，明克勒探明了神话同德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与悲剧究竟具有何种联系。 

前言

导言

与其欧洲邻国或与美国相比，联邦德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家，至少缺乏政治建国神话和有关价值取向的神话。法国人冲击巴士底狱，发动了一场大革命，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政治取向；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在战争中践行了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谱写了殖民地人民不畏强敌，顽强争取独立的历史篇章，并激励其后人不断地战胜困难和赢得挑战；英国人拥有对辉煌帝国时代的持久记忆，这个时代把“秩序和文明”带给了全世界，而英格兰精英们也从中获得了自信；波兰人保存了民族衰亡、重振河山，以及英勇抵抗直至终胜利的历史记忆，这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上面这些例子包括了民族的胜利崇拜，也包括引以自豪的牺牲故事，还包括了在政治和技术上的引领要求，它们都表明政治神话发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在德国却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唯有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两次政治、军事失败，以及对纳粹恐怖罪行的记忆，先是让德国人因羞耻而沉默，然后是历史学家们果断地对这些历史做出了评价。德国的历史记忆同样也可以促进民族性的形成，只不过它们普遍带有负面色彩，起不到振奋人心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国家都不用担负类似的记忆，更无须背负如此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日本没有，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没有，意大利更没有。虽然德国人这样做了，但由于记忆的内容，他们无法获得自豪感。通过深刻反省得到的政治自我认识，是无法充满自豪地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交流的。

当然，人们也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优势：在德国，人们终于可以摆脱神话带来的误解和迷惑，既不受神话故事的诱导，也卸去了被迫重演历史的负担，可以单纯地用利益权衡和理性推理来从事政治事务。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揭示这一点正是本书目的所在。“从神话到理性”，中间没有一条笔直的道路，在政治上就更没有了。另外，如果更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马克斯·韦伯做出的祛魅诊断未免太过忧伤了，无法将其视作迈向更加理性和更加美好世界的进军号角。

事实上，“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并非完全没有了神话，只不过这些神话不再牵扯政治，而是关系到个人的富裕生活及其具体象征。一方面，民主德国试图用建国神话来改写德国的历史，用人民起义和革命纲领取代战争与战斗；另一方面，联邦德国放弃了制造官方的建国神话，满足于做一个特别缺乏象征的国家。后者一开始的临时性特征很容易让人们抱有这种心态。因此，对神话叙述和象征性表达的需要，就从政治和国家的层面转移到了市场和消费层面。大众汽车变成了使联邦德国人具有归属感的标志，梅赛德斯则是事业兴旺发达的象征，是成功的证明。夸张地讲，梅赛德斯的星形标记甚至取代了战争年代的铁十字勋章。甲壳虫和高尔夫汽车主宰了市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特性，而梅赛德斯汽车表明，德国人的成就也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认可。雅尼斯·约普林（ＪａｎｉｓＪｏｐｌｉｎ）在歌中唱道：“啊，主啊，你不想给我买一辆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吗。”当战舰和装甲部队都已成为过去，没有什么比斯图加特的汽车更加鲜明地代表了德国人对世界声誉的渴望。遗憾的是，后来接手企业董事会的于尔根·施仁普（ＪüｒｇｅｎＳｃｈｒｅｍｐｐ）没有明白这一点，他草率地放弃了梅赛德斯·奔驰的名称及其象征意义，而使用了戴姆勒·克莱斯勒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后耗费了数十亿的资金才弥补修正过来。如若他对神话及其影响力略知一二，根本不会让这个康采恩的总部如此破费。神话是富有象征意义的精神资本的积累，只要小心呵护，就可以受益匪浅。不过这个象征性的精神财富也会很快消失。

书籍介绍

在德国历史中，神话总是与政治密切相关，如“红胡子”弗里德里希大帝会再度降临的传说、民族史诗《尼伯龙人之歌》、浮士德与魔鬼订约的故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轶事……由它们所衍生的神话在各个时期被用来解释不同的现实。“二战”之后，分裂的德国对于政治神话的解读又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本书采用宏大的历史分析方法，论述了德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神话，尤其注重考察它的嬗变过程，它如何塑造德国人的民族个性，德国人独具怎样的力量以激励行动，德国的政治悲剧如何与神话联系在一起。本书不仅涉及德国人的历史和心态，还是一部关于现代政治的极富启发性的著作，见解独到，译笔流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