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是唐代高僧义净在南海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时的主要著作之一，书中记载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四十余年间五十七位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后附《重归南海传》，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689）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这些僧传兼述经济、风俗及旅行路线，是研究7世纪南洋诸国状况和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

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编辑缘起

再版说明

义净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代校注前言

引用书缩语表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太州玄照法师

　齐州道希法师

　齐州师鞭法师

　新罗阿离耶跋摩法师

新罗慧业法师

新罗玄太法师 

新罗玄恪法师

新罗二僧 

覩货罗佛陀达摩师 

并州道方法师 

并州道生法师 

并州常慜禅师及弟子 

京师末底僧诃师

京师玄会法师 

质多跋摩师 

土蕃公主奶母息二人

隆法师 

益州明远法师

益州义朗律师及僧智岸、僧义玄

益州会宁律师

交州运期法师 

交州木叉提婆师 

交州窥冲法师 

交州慧琰法师 

信胄法师 

爱州智行法师

爱州大乘灯禅师 

康国僧伽跋摩师 

高昌彼岸法师、智岸法师

洛阳昙闰法师

洛阳义辉论师 

大唐三僧 

新罗慧轮法师 

支那寺等寺 

那烂陀寺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荆州道琳法师

荆州昙光律师

唐僧一人

荆州慧命禅师 

润州玄逵律师 

义净自述

晋州善行法师 

襄阳灵运法师 

澧州僧哲禅师 

僧玄游

洛阳智弘律师

荆州无行禅师 

游鹫岭咏怀

荆州法振禅师、乘悟禅师、梁州乘如律师

澧州大津法师 

重归南海传 

贞固律师 

僧怀业 

僧道宏 

僧法朗 

附 录

一、求法僧一览表

二、义净生平编年

三、义净籍贯考辨

四、主要引用书目

五、评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

二〇〇九年重印后记

求法僧路线图

那烂陀寺遗址发掘平面图

中文专名索引

外文专名索引

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编辑缘起

再版说明

义净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代校注前言

引用书缩语表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太州玄照法师

　齐州道希法师

　齐州师鞭法师

　新罗阿离耶跋摩法师

新罗慧业法师

新罗玄太法师 

新罗玄恪法师

新罗二僧 

覩货罗佛陀达摩师 

并州道方法师 

并州道生法师 

并州常慜禅师及弟子 

京师末底僧诃师

京师玄会法师 

质多跋摩师 

土蕃公主奶母息二人

隆法师 

益州明远法师

益州义朗律师及僧智岸、僧义玄

益州会宁律师

交州运期法师 

交州木叉提婆师 

交州窥冲法师 

交州慧琰法师 

信胄法师 

爱州智行法师

爱州大乘灯禅师 

康国僧伽跋摩师 

高昌彼岸法师、智岸法师

洛阳昙闰法师

洛阳义辉论师 

大唐三僧 

新罗慧轮法师 

支那寺等寺 

那烂陀寺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荆州道琳法师

荆州昙光律师

唐僧一人

荆州慧命禅师 

润州玄逵律师 

义净自述

晋州善行法师 

襄阳灵运法师 

澧州僧哲禅师 

僧玄游

洛阳智弘律师

荆州无行禅师 

游鹫岭咏怀

荆州法振禅师、乘悟禅师、梁州乘如律师

澧州大津法师 

重归南海传 

贞固律师 

僧怀业 

僧道宏 

僧法朗 

附 录

一、求法僧一览表

二、义净生平编年

三、义净籍贯考辨

四、主要引用书目

五、评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

二〇〇九年重印后记

求法僧路线图

那烂陀寺遗址发掘平面图

中文专名索引

外文专名索引

义净（635～713）

唐代译经僧。俗姓张，字文明。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并首传印度拼音之法。著作中备载印度南海诸国僧人之生活、风俗、习惯等，系了解当时印度之重要资料。

王邦维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自1984年起在国内以及德国、法国、印度、瑞典、爱沙尼亚、日本、荷兰出版或发表过多种著作或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梵语与汉语佛教文献与文学、印度和中国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其中一些被国内外学者的著作所引用，或有国内外学者用中文、英文或法文撰写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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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义净是中国僧人海上西行求法*人，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四大译经家；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籍，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

校注详细，为多年来学界认可的版本。现收入“中国佛教典籍选刊”，订正原书中错讹之处。

书摘插图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释义净撰。义净本姓张，字文明，唐代齐州（治所在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山庄人。生于太宗贞观九年（635），卒于玄宗先天二年（713）。张氏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义净的高祖曾做过东齐郡守，大概因此后代遂居齐州。义净自幼出家。高宗咸亨二年（671），他三十七岁时，从广州取海路赴印度求法。咸亨四年（673）二月到达东印度耽摩立底国。其后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在那烂陀学习十年。武后垂拱元年（685）离开那烂陀，仍取海路东归，又在南海一带滞留将近十年，于证圣元年（695）五月抵达洛阳。从此在洛阳与长安两地翻译佛经，直到去世。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义净活动的时期，正当初唐。唐王朝这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极为强大，文化事业极一代之盛。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佛教也得到很大的发展。有唐一代，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徒不绝于路，形成一个高潮。人数之多，周游地区之广，历史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中国 佛教发展的状况有关，另一方面又是由于新的大一统王朝建立，封建社会经济繁荣，贸易发展，唐王朝政治势力及影响远布，中外通使频繁，因此为这种大规模的求法运动提供了物质的基础和交通上前所未有的便利，促成了它的实现。而这个时候在印度，佛教也正好达到了它发展的，后来就渐趋衰微。法显、玄奘、义净，是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佛教徒中三位杰出者，前一位出现在东晋，后两位却都出现在唐初，赴印的时间前后相距不过四十余年，差不多算是同时代人，看来并非偶然。而且，玄奘、义净从印度回来以后，都是蜚声朝野，备受统治者的优渥，这与法显也有所不同。义净这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的唐初到印度求法的五六十位中国僧人的事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从义净个人方面来看，他赴印求法的动机，应该说也和当时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有关。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时传入中国，历经魏 晋 南北朝，到了隋唐，不仅站住了脚跟，成为一大宗教，与儒、道鼎足而立，而且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佛教，出现了真正的中国式的宗派。这是佛教的胜利。但是，佛教在唐初虽称极盛，它作为一种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宗教，除了自身的局限性、弱点以外，教义混乱，戒律弛坏，又常常受到来自正统儒家和道教的攻击，这些问题同样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玄奘西行，是因为佛教东渐以来，中国佛教徒对教义理解不明，歧异纷纭，发生混乱，所以决定到印度求取“真经”，以求解决中国佛教存在的问题。义净西行，也有些相似。义净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年满进具时，他的轨范师慧智禅师告诉他：“大圣久已湼盘，法教讹替，人多乐受，少有持者。”他西行求法，在思想动机上似乎很受此影响。当时佛教中藏垢纳污，秽闻层出，不仅一般世俗群众不满，佛教徒中有识之士也深有所感。比如帮助玄奘撰写《大唐西域记》，又参加玄奘译经，颇有点名气的僧人辩机，与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私通，被唐太宗杀掉，就是一时的丑闻。稍晚一点的武则天，表面上佞佛，实际上是想借佛教的影响来实现她做女皇帝的愿望。于是僧怀义等就进上所谓《大云经》，抬出释迦牟尼来帮这位女皇进行“则天革命”，怀义等人又仗势横行，无恶不作。各地也多有欺凌百姓，为所欲为的恶僧。佛教中有的人，也就想通过整饬戒律，来矫治时弊，力挽颓风。玄奘到印度求法，特别重视佛教的宗教哲学理论，回国后通过翻译和教授弟子，把印度佛教的瑜伽宗移植到中国来，创立了中国佛教的法相宗。而义净在印度和南海等地，则特别注意观察和记录佛教的僧团制度、戒律规定。他从印度携回和他一生翻译的佛经，律多，以卷数论，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其意似乎即在于此。这与玄奘有所不同，却和法显一样。但是，佛教教门的腐朽败坏，并未因此而止，因为这不单只是一个守持戒律的问题。“病根”不在此，义净从印度借回的“药”，当然无能为力。所以他自己临终前还是念念不忘教诲弟子们持律守戒，言语之间，对那些不遵佛家戒律的僧徒，仍然是痛心疾首。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是义净的主要著作之一。书成于武后天授二年（691）。当时义净从印度东归，尚停留在南海室利佛逝国。它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共四十余年间五十七位僧人（包括义净本人，也包括今属朝鲜的新罗、高丽，今属越南的交州、爱州，今属阿富汗的睹货罗，今属苏联的康国等地的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后附《重归南海传》，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689）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书成以后，从室利佛逝寄归长安。一起寄归的还有他同时写成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及翻译的其它一些经论。

在现存的宋以前记述海外交通与印度及东南亚情况的著作中，义净的著作是值得重视的。由于文化传统不同的关系，古代印度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南海方面除了近代发现的一些碑铭可供间接参考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成文的历史资料。这种情形，在阿拉伯人来到印度和南海一带以后才有所改变。但阿拉伯人大量地出现在印度和南海一带，时间已是在公元八、九世纪以后。阿拉伯人的历史地理著作则出现得更晚一些。在此以前，要了解当时中 印之间以及南海一带的交通，还有历史、文化、宗教、地理方面的情况，主要仍得依靠中国方面的资料。在中国方面，除了正史中的《外国传》与《地理志》一类的著作，及一些大多已经散佚了的笔记性质的专著外，更应该引起重视的就是佛教徒的著作。当时的佛教徒们出于宗教的热忱，舍生忘死，投身绝域，到印度求法，携回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这对丰富中国的文化，对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尤为可贵的是有的佛教徒留下了记述求法时所见所闻的著作。这些著作，比起正史或笔记一类的著作，叙述往往更详细，材料一般更可靠。因为前者是史官或文人学士所作，或录自官方档案，或综括所见各书，或得于他人传闻，精粗杂揉，常有想象之辞，而后者则是求法僧们身所经历，亲闻目见后所写成。虽然由于宗教迷信的原因，其中常常也记载了一些神异传说，但倘若剔除掉这些内容，其余部分的可信程度仍是相当高的。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就是现存的这些著作中的一种。而且，这部书里几乎没有什么有关神异的东西。

在义净之前，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著名的是东晋时的法显和唐初的玄奘，他们分别留下了两部重要著作：《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义净赴印在唐咸亨二年，比玄奘只晚四十多年。他在印度十余年，来去俱遵海路，又在南海一带先后停留十余年。实际上，义净在国外停留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唐代在他以后到印度去的中国僧人，比较著名的有悟空。他在天宝十载（751）出发，贞元六年（790）返国，来去俱遵陆路。至今在圆照撰《十力经序》里还保留着他的行记。另外还有新罗僧慧超，去时时间无考，回到中国时间是开元十五年（727），去时遵海路，回来循陆路。清末在敦煌发现了他写的《往五天竺国传》的残卷。其后有宋一代，赴印求法的运动已成强弩之末，近于尾声，留下的著作极少。保存在范成大《吴船录》中的《继业行程》和敦煌文书中的《西天路竟》，相对来说都写得非常简略。因此，义净的著作承上接下，就成为研究初唐时期中印关系，包括印度及南海地区历史、文化、宗教的重要资料之一。法显、玄奘、义净是中国历史上到印度求法著名的三位僧人，他们成就，留下的著作价值，保存得也好。近代西方以及日本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们很重视他们的著作。他们以《大唐西域记》、《法显传》等为研究课题，翻译、注释，结合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也注意到了义净的著作。这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先后被翻成法文、英文、日文，并且被作为重要史料在各种著作中不断地引用。可以说，在当今所有研究七世纪后半期印度佛教、东南亚历史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提到义净和他的著作。

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比较起来，《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自己的特点。《大唐西域记》记载的是当时称为“西域”（印度、中亚及今我国新疆）的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情况，是一部地理志类型的著作，范围广，内容细，确实是一部杰作。后者因人立传，只是一部传记著作，而且所记人物较多，有的就记述得比较简略，后者的价值似乎比不上前者。但是仔细比较，义净赴印和著作的时间既略晚于玄奘，所闻所记，好多地方正可与《大唐西域记》相补充。比如一些晚于玄奘时期的人名，一些《大唐西域记》未记的地名，在义净的书中间有出现。对著名的那烂陀寺的建筑情况、寺院管理制度，玄奘所记比较空泛，义净则所记甚详。而且，篇题《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本身就是研究中印关系史、交通史、宗教人物传记史的重要数据。义净大概见过玄奘。因为玄奘在世时，他正是一位青年僧人，游学两京，那时玄奘的声誉正隆。正是玄奘的榜样，激励他把赴印求法的愿望付诸实现。他也读过《大唐西域记》，这从他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和本书中隐约可以看得出来。这大概是他没写下和《大唐西域记》相似的著作，而把重点放在其它的方面的原因之一。

仅仅只从中印交通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就有好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从唐代的长安，经过今甘肃、新疆、中亚等地前往印度的道路，是自汉以来中印之间陆上主要的交通路线，《大唐西域记》和以记述玄奘个人经历为内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关的记载是比较详细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于此所记极少，但却记载了唐初新开通的经过今西藏、尼泊尔到印度的道路，又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从南海往印度的交通情况，由此反映出唐初以及以后中印交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情况。

照义净自己的说法，《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记求法的僧人，“其中次第多以去时年代近远存亡而比先后”。上卷起自玄照，时间是贞观年中（确切地说是贞观十五年以后）。至第七人俱从陆路往返（其中第四、第五两人语焉不详，但揣其文意，仍是取陆路）。从第八、第九两人开始，有从海路赴印的记载。但在第二十人以前，也仅有第十三、第十四两人是从海路赴印的。从第二十一人开始，就方向大变，几乎全是取海路的记载了。仅有第三十人、第三十三人、第三十八人、第三十九人、第四十人共五人是从陆路往印度，而且后三人也只是得之传说。第四十一人慧轮虽是从陆路往印度，但他在麟德二年奉敕随玄照西行，时间甚早。上卷共记四十一人。至于下卷所记十六人以及《重归南海传》所记四人，则都是取海路往返的了，时间迄至义净返国的长寿三年或证圣元年。（其中只有道琳、智弘、无行拟取北道返国，但道琳、智弘“闻为途贼斯拥，还乃复向北天”。无行卒于路途。）只要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个表，这种交通路线转变的趋势便很容易看出来。从义净文中对年代时间的记载推断，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高宗麟德年以后。再有，即使是从陆路西行的僧人（包括国家使节），取传统的新疆、中亚道往印度的也不多，而多取新开辟的更为便捷的西藏、尼泊尔道。这是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这一条道路并未能长期维持畅通。这与海路又有所不同。

书籍介绍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是公元691年唐代高德义净在南海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时的作品。书中记载玄奘西行回国(645)以后，到本书写出为止的四十六年中间，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西行求法的一些事迹，此外兼述经济、风俗及旅行路线，为研究7世纪南洋诸国状况和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