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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是由全国部分语文学科专家和一线教师精心编写的一套高中语文教辅类图书。全套书共5册。

本丛书对标新课标和新教材，设计了学习任务要点、自主学习任务、探究学习任务、拓展学习任务等几个板块：（1）学习任务要点——依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相应任务群，并整合统编版教材“单元导语”“学习提示”“单元学习任务”，按照人文素养和语文素养两个方面进行梳理与整合，并按照不同学习阶段、不同课文进行分解细化。明确学习任务要点，是进行任务学习的前提。（2）自主学习任务——着眼文本解读，从内容把握、手法鉴赏、语言建构等方面设计学习任务，力图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完成对课文的基本理解，为单元学习任务的完成打下坚实基础。（3）探究学习任务——锁定人文素养和语文素养双线目标，精心整合教学资源，通过梳理、比较、提炼等方式，达成单元学习目标和任务的完成。（4）拓展学习任务——致力于学习能力的提升，从题材、作者、主题、素养等元素出发，选择课外阅读材料作为学习资源，精心设计学习任务作为探究学习的延伸。该模块是对单元学习任务的强化和拓展，以期形成更稳定的语文素养。自主、拓展、探究这三个板块以单元学习任务为核心，根据学习内容特点和学生学习能力对学习任务进行划分，体现一种渐进性、梯度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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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顾之川，生于1958年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主编多套初中、高中语文教材，其中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著有《语文课程与考试论》《语文工具论》等论著十余种，其中三项入选国家出版基金，两项入选国家“十四五”重点出版规划。

主编：蒲韬，生于1976年11月，重庆市巴蜀中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主持“普通高中语文学习过程性研究”等重庆市基础教育规划课题。主编《高中语文必修同步解析与测评》，参与编写《〈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任务书》《思维模块案例导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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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开幕式上，新加坡的政界元老李光耀做了主旨发言。在发言后的问答环节，李光耀被要求介绍新加坡备受质疑的法治立场。针对这一诘问，李光耀拿出了一堆评估表，展示了新加坡高排名的法治及治理指数，以证明新加坡存在法治。据新闻报道，国际律师协会的成员听着听着突然哄堂大笑。

这阵笑声当然意味深长：可能是钦佩这名在位31年的总理所做的精心准备，也可能是质疑他极度简化了法治的内容，将法治从一种实质性理念简化成了一些排名表和量化表。笑声和内在于其中的意味，指向了一个新加坡式悖论：一个从各方面削弱“法治”之自由的政权，却成功地被称颂为一个法治政府。

罚款并不能遏制我们眼前的这种犯罪。当他用红色涂料污损公共建筑时，他已做好了被监禁的准备。当他炫耀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时，他已做好了成为烈士并被监禁的准备。他不会缴纳罚款，而是表明了要以身殉道。

但是，如果他知道自己至少将面临三下鞭刑，我认为他的热情将大幅削减，因为受到鞭打这一极具羞辱性的经历，并不怎么光彩。

这么说来，破坏者的动机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因此，破坏者是罪犯，而不是政治参与人或政治主体。如果承认破坏者是政治主体，那么就应当承认他们有持不同政见的权利，或者政府必须通过事先的人身限制令来制止他们。被施行人身限制的破坏者，将获得烈士的道德称号。但是，政府并不希望授予破坏者烈士的名分。因此，法律文本建构了“破坏者”这一类别，并歪曲了“破坏性行为”的本意。法律还规定了鞭刑，这么做是为了羞辱破坏者，对这些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施加刻骨铭心的痛苦折磨。（P72）

最近的研究指出，至少从1962年起，人民行动党政府就采取策略以挫败社阵，使后者无法合法地参与政治：“一份安全情报局内刊……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行动进程。在第一阶段，社阵将被警方和政府侵扰。这么做是为了诱发其做出违反宪法的行动。”89在1966年，政府很可能仍在实施这一策略。1 966年4月13日，市民醒来后发现，当大多数人在沉睡之时，巴土站和墙壁上都被涂绘上了红色的反美口号。

尽管它有着威斯敏斯特式的政府结构，它也通过《宪法》确定了基本法律自由，但在新加坡，人们的权利意识并不强；而公共领域几乎全是由政府主导的。此外，政府话语在建构公民身份时，是以公民义务和公民服从于无所不知的威权式政府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公民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权利和能力为基础。

在政府看来，破坏性行为象征着西方世界的衰落，而肉刑作为一种保护性的、规训性的机制，能够代表国家来纠正西方世界的道德衰败。在后冷战时期政府摒弃了对反对派行动持有的老观念，但政府仍坚持认为肉刑能够克服国家的脆弱性。（P85）

李光耀将“人民”他者化，这与殖民地政府将本土人解释为能力低下者，是极相吻合的。在李光耀看来，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智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有限的。通常，李光耀会说人民很容易受迷惑，然后他会得出前述结论。在他的演讲中，他四次说到了人民易受迷惑。例如：

新的国家要求人民勤奋工作，遊守戒规以取得进步，而一旦他们了解到西方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会被迷惑。他们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到倡导和平的暴カ示威、城市游击队、毒品、自由恋爱和嬉皮士主义。许多人会不加批判地进行模仿。

李光耀将其本人和听众，排除在不加批判地进行模仿的人民之外。人民需要媒体简洁明了地反映新加坡的问题；人民需要在学校讲授的价值观和态度，与媒体报道的内容之间建立连贯性。换句话说，人民没有能力处理复杂事物，政府也无法信任他们能够独立做出评价。李光耀将这种权力一一决定何者对人民是有利的一一握于己手。他向人民发出指令：“勤奋工作，遵守戒规以取得进步。”该指令同时将人民视为孩童，而李光耀则是教育者。如此一来，政府的地位就得到了提升。（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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