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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佛教中国化之肇启”、“支遁与佛教中国化之重要进展”、“支遁形象之接受”、“支遁传说之接受”、“支遁著述之接受”等方面，将对于支遁个人的研究放入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大背景，涉及政治、宗教、哲学、文学等多个方面，视野广阔，文献丰富，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历程，可谓具体而微的佛教中国化研究。

绪  论

章  佛教中国化之肇启

节  奉祀、阐释之中国化

第二节  佛经翻译之中国化

第二章  支遁与佛教中国化之重要进展

节  般若经之传译与般若学六家七宗

第二节  支遁士大夫佛教体系之建构

第三节  支遁诗文创作及中国文学之新变

第三章  支遁形象之接受

节  《世说新语》：身披袈裟之名士

第二节  东晋南朝诸僧传：渐成绍明大法之高僧

第三节  唐代诗文：渐次符号化为美称僧侣之典

第四节  支郎所指之演变

第四章  支遁传说之接受

节  传说之为事典

第二节  传说之为遗迹

第三节  传说之为绘图

第五章  支遁述作之接受

节  南朝以迄隋唐佛教法集之收录

第二节  南朝以迄隋唐著述之称引

第三节  明清之辑钞支遁著述

第四节  明清之拟作支遁赞佛咏怀诗

结  语

张富春（1969—），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佛教中国视化阈下支遁接受研究》一项、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两项、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项；在《清华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中州学刊》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二篇；出版学术专著《支遁集校注》《中国古代祈财信仰研究》《中原地区妈祖文化研究》《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等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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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遁是东晋时期的名僧兼名士，其佛玄思想、清谈艺术、著述创作，是佛教中国化在东晋结出的硕果。与时代相契合，支遁以般若空观回应玄学有、无之辩，使佛学般若空观与庄子无待逍遥相互印证，禅法数息观与老庄重玄相互补充，于佛学为“六家七宗”之一，于玄学则有“支理”之誉，具有中国特色的士大夫佛教体系因此而建构，影响后世深且远。

支遁其人也颇具传奇色彩，其容貌丑异，却双眸黯黑，器朗神俊；长于品评，辩才无碍，却又有不顾口业诋侮他人之做派；身为出家人，却能诗、畜马、好鹤。凡此种种，皆成为流传久远的典故。

书摘插图

结  语

支遁的佛玄思想、清谈艺术、著述创作，是佛教中国化在东晋结出的硕果。因应时代需要，支遁以般若空观回应玄学有、无之辩，使佛学般若空观与庄子无待逍遥相互印证，禅法数息观与老庄重玄相互补充，于佛学为“六家七宗”之一，于玄学则有“支理”之誉。具有中国特色的士大夫佛教体系因此而建构，影响后 世深且远。 

就思想文化而言，弥陀信仰、维摩信仰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盛行不衰，支遁不惟有首倡之功，而且前者在其所建构佛教体系中信仰形态业已完备，同时道教重玄学、儒家内圣外王等思想亦受其沾溉。就文学创作而言，支遁可谓中国佛教文学的鼻祖，中国文学在传统题材之外又增添了佛教这一新的题材，同时玄言诗、山水诗等繁盛与即色游玄的“支理”亦不无关系，其首创的为画题诗、称诗为首在后世则司空见惯。

基于此影响，在《世说新语》中，活跃于东晋清谈场上的支遁高频出现，形象丰满生动、个性鲜明典型的身披袈裟的名士因此定型；在《高僧传》中，慧皎博选、改写有关素材并综合运用史学、文学等多种叙事手法，又将支遁塑造成了“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的一代高僧。支遁名僧兼名士的形象借助二书得以完满、传世。

支公、林公、支遁、支道林、道林以及支安、林远等成为僧侣的美称，其与谢安、王羲之特别是与许询的交游，更成为僧俗交游的代称，其养鹰马、好鹤等雅好演成支遁鹤、支公鹤、支遁马、支遁青骊、支公怜神骏、支遁鹰、支遁爱鹰等事典，甚至其买?山亦衍生出买峰、买山钱、道林钱、支遁隐等事典。这些传说又进一步物化：或为支遁庵、放鹤峰、放鹤亭、养马坡、马迹石等遗迹，或为《支遁鹰马图》《支遁相马图》《支遁养马图》《支遁观马图》《山阴图》等绘图。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用典、吟咏、绘画、题跋，支遁名僧、名士的形象在集体记忆中变得愈加鲜活。

支遁又是中国位有诗文集传世的僧人。虽然如同其时多数文士，集子难免亡佚，不过幸运的是，其少量诗文借助于佛典而得以传世。 

南朝以迄隋唐，陆澄《法论》、僧祐《出三藏记集》、道宣《广弘明集》等佛教法集均著录有支遁著述、诗文；《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高僧传》、《肇论》疏、《经典释文》、《文选》李善注等亦屡屡称引支遁著述、诗文。这些著录、称引既是此期支遁接受的重要内容，又为其后支遁接受奠定了基础。

辑钞、刊印、拟作，是明清支遁诗文接受的显著特色。 

今存杨仪嘉靖乙未七桧山房钞、冯彦渊钞二卷本《支遁集》 以及皇甫涍辑刊一卷本《支道林集》、吴家騆合刊皇甫涍本与史玄辑《外集》之《支道林集》，不惟有益于支遁诗文流布，其本身也具收藏价值。诸多收藏印记和题识彰显了支遁诗文的接受轨迹，增添了文本的厚重感。相较而言，名家钞本文物价值更高，刊刻本则化身千百。无论如何，二者均丰富了支遁接受的内涵。嘉庆时，支硎山吾与庵僧寒石借黄丕烈藏杨钞《支遁集》刊刻行世；光绪时，徐榦将陆心源藏叶弈钞《支遁集》及蒋清翊在家藏 都穆钞《支遁集》基础上所辑《补遗》列入其《邵武徐氏丛书初集》一并付梓。于是，钞本《支遁集》亦得以广泛传世。

《古诗纪》《古今禅藻集》《释文纪》等总集不仅收录有与诸钞刊本数量相当的支遁诗文，又以其独特的方式表彰了支遁创作在六朝文学史与佛教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同时，李攀龙《古今诗删》选录支遁诗二首，王世贞创作包括《支道人遁赞佛》在内的《拟古诗七十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选评支遁诗十一首，在汉魏以迄盛唐的五言诗谱系中为支遁及其赞佛诗挣得了一席之地。这在支遁接受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后，盛时泰、费元禄、刘凤、程于古、魏畊、张瑞图等均有拟支遁赞佛咏怀诗，王世贞实有功焉。

支遁的接受，实即一缩微版的佛教中国化。佛学、玄学、文学，名士、高僧，佛典著录、著述称引、诗文用典，传说遗迹、绘画题材，作品辑钞、刊刻流布，总集收录、文人拟作，林林总总，方方面面。虽勉力而为形象、传说、述作三部分，然未知是否允惬？ 且行文考多论少，尚有进一步阐释论述和理论提升的空间。就考而言，囿于学养、学识及文献阙如，吴家騆等及“一字斋查唯二十 核（？）”“曾在吴兴丁崇城 家”“臣理之印”“西溪 草堂藏书之印”“无相自在室主人觉元印”等相关人事又难以确考、详考。此等缺憾，惟望来日有机会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