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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介绍近现代德国历史的通史著作，本书追溯了自1918年以来德国的社会冲突、文化张力和政治动荡。作者玛丽·弗尔布鲁克从自我毁灭的魏玛共和国开始，引导读者依次经历了纳粹时期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和军事侵略、冷战时期两个分裂民族进行的别具一格的政治试验、共产主义东德的崩溃和两个德国于1990年的统一。不仅如此，《德国史1918—2014》还评述了冷战结束后的*事态，审视了仍存在于今日德国的内部分裂及其变化着的各种形态。通过这种全景式的历史追溯，作者为探索近现代德国内部的延续性与变革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插图目录  1

地图目录  1

第四版序言  1

第三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1

致谢  1

章  德国历史导论　1 

部分  分裂的社会：魏玛共和国与第三帝国

第二章  魏玛共和国：起源与特质　21 

第三章  民主的崩溃与希特勒的崛起　56 

第四章  一个民族共同体吗？1933—1939 年的国家、经济与社

会　82 

第五章  战争、种族灭绝与战败　119 

第二部分  分裂的国家：两个德国（1945—1990年）

第六章  占领与分裂（1945—1949 年）　173 

第七章  尘埃落定（1949—1961 年）　220 

第八章  变革与稳固（1961—1988 年）　255 

第九章  分道扬镳的两个社会　285 

第十章  政治与国家　316 

第十一章  政治异议与反对派　346 

第十二章  文化分殊与民族认同的纠葛　379 

第十三章  革命与战后时代的终结　415 

第三部分  分裂的世纪

第十四章  柏林共和国　453

第十五章  20 世纪德国的内部张力与变革　482 

英文参考文献　511 

索引　519 

译后记　611

玛丽·弗尔布鲁克现为伦敦大学学院德国史教授、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系主任，曾任《德国史》杂志届编委会成员、英国德国史学会主席和英国科学院现代史学部主席。主要著作有：《奥斯维辛附近的小镇：普通纳粹党人与大屠杀》（2012年，获弗兰克尔奖）、《扭曲的生命：独裁时期的德国人与暴力》（2011年）、《人民的国家：从希特勒到昂纳克的东德社会》（2005年）、《德国简史》（2004年第2版）、《史学理论》（2002年）、《两个德国之解读（1945－1990）》（2000年第2版）、《大屠杀之后的德意志民族认同》（1999年）、《专政的解析：东德内幕（1949－1989）》（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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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着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地方纳粹党官员的高压行为与普遍的政治体制无关，尤其是与希特勒本人无关。老百姓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元首知道真相就好了。”

。。。。。。纳粹政权的“权力多元”的特点。。。。。。事实是，希特勒额意识形态抱负仅仅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各显神通，乃至争先恐后。。。纳粹反犹政策的历史实际上既是一个蹒跚摸索、摇摆不定的过程，也是一个可以以几何级数来衡量的、不断加速和加倍的过程

。。。。。。陆军军官们对此不无怨言，德军下层官兵也曾提出言辞尖锐的抗议，但最终结果是达成了一种默契或理解，那就是陆军应该对党卫队违反正常的战争“伦理”的行为持视而不见的态度。

1939年夏，一个建立在优生学理论基础上的“安乐死”方案开始在德国系统实施了。这一优生学理论认为，为了建立一个“健康的种族基因库”，有必要除去那些被诊断患有遗传疾病的人。这一方案的又一个理由是，国家没有必要维持那些“非生产性的”或“毫无价值”的人的生命。。。。。。要求对所有精神病院、疗养院和收容所所收治的上述病人进行甄别。。。秘密转移到特定场所予以处决。处决的方式有多种：毒气和注射是最常见的两种方法。先天性畸形的儿童首先被用作“科学”试验。。。。。。得名“T4计划”。。。。。。接着寄给他们的亲属一份死亡证明，证书上编造的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不外乎肺炎和因哮喘发作而引起的窒息等。。。。。。不久，许多人就完全明白了他们的亲人是怎么死的。。。。。。抗议声浪越来越高。。。。。。压力之下，希特勒不得不于1941年8月24日下令暂停“安乐死”计划。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还是鼓励或者说允许。。。。。。这些手段包括强直性的营养不良、错误的治疗，以及提高这些人感染疾病的概率或加重其疾病为目的的不充分的治疗。与前一阶段相比，杀戮的规模小了些。。。。。。“安乐死”计划实施的结果是：共有7万多人被直接杀害。

虽然德国人敢于联合起来抗议对他们的家人和邻居的谋杀，但是他们对自己没有紧密关系的人的命运就不那么关注了。。。。。。。除了犹太人，纳粹根据其跟生物学粘了边的伪科学理论认为“不适合生存的人”还有：“耶和华见证”派信徒和同性恋者。。。。。。欧洲吉普赛人的命运比犹太人还要悲惨，几乎被杀绝了。。。。。。

反复无常的非纳粹化进程看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个人的自保，其手段包括：自我辩解、漂白过去和设法弄到对自身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于己有利的重新解释的证词。大多数德国人当时都绞尽脑汁地将自己说成自始至终的反纳粹，至少是秘密地反对，不管其外在行为如何。。。。。。当时就有评论家挖苦道：照德国人的说法，德国应该只有一个纳粹分子，那就是希特勒。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的观念就能轻而易举地被联邦德国复制。。。。。。美国的经济政策的不同方面，在德国的工会领袖、政界与商界精英那里，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和反对。美国人最初实行的某些措施颇不得人心，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些措施有的被推翻，有的被淡化，有的被修正，其结果往往与美国人的初衷相距甚远。

编辑推荐

《德国史1918-2014》第四版向学生介绍了20世纪德国历史的主要主题，追溯了1918年以来德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紧张局势。现在，该书已经完全更新，包括对欧元危机的新报道和对安吉拉·默克尔总理职位的审查。

由该领域一位著名学者撰写的新版《经典调查》，为新一代读者彻底更新概述了德国从*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三帝国及其后动荡的历史，考察了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性质和后果，从不稳定、分裂和统一的角度看待1918年至2014年的德国历史，对东德和西德历史进行了同等深度的考察。内容简洁、充实，是本科生学习的和普通读者了解德国通史的理想资源。

书摘插图

两种转变：1945—1989 年的两个德国

严格说来，1945 年并非如战后的某些辩护士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零起点”，德国历史在这个时刻成了一张白纸，一切都将从头开始。不过，在许多重要方面，这一年确实是德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其意义要比1918 年从威廉皇帝的德国向民主的德国的转变还要深远。但是在这个转折点的两边，在结构、人事和政治文化方面确实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不过这些连续性的具体内容在两个德国有所不同。虽然有争议，但作者依然认为，作为关键性的解释因素，从那个时刻开始出现的某些强烈而显著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1989 年以前两个德国的相对稳定和长寿。至少可以找到四个相关因素：一是两个国家内部精英集团的结构和不同的精英集团之间的关系，二是两个德国的物质成功的性质和时机，三是不同政见的特征和涵义，四是变化着的国际体系。关于第四点，作者想借

用一句老话：后的并非是不重要的。大家都知道，魏玛共和国的某些精英的行为方式严重侵蚀了魏玛民主的生存能力。对于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那些人以及道德和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包括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神父和牧师、作家和艺术家、左派和右派在内，在表达他们的反共和的或反资本主义的情绪的时候，都是直言不讳且能言善辩的；对于民主政治中“政党间的勾心斗角”，他们除了诋毁就是诽谤。军界领导人，特别是施莱歇尔，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推翻民主制度，用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国家来取而代之。工业界的某些集团也反对这个在他们看来有损其经济利益的制度。负债累累的大地主们则是在近乎疯狂地寻找一个能够特别关照他们的利益的政府。在第三帝国时期，这些精英们总的说来对这个本应激起他们的反对的制度抱以妥协和容忍的态度，容忍的方式包括沉默、思想移民或远走海外。某些精英既反对这个政权，其所处的独特地位又使他们能够发起有效的抵抗。然而，这些人的抵抗是局部的和孤立的，来得也太晚；其317力度从来没有达到足以从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步。1945 年前德国精英们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录，往好里说也仅是暧昧和模棱两可的。1949 年以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从这一年两个德国的建国到东德政权垮台的1989 年，不同的精英集团对所在国的政治制度的态度和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及这些态度所蕴含的政治意味，都与1945 年前截然不同。通过依次考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道德和教育领域精英们的表现，不难揭示这些差异。

很显然，在纳粹政权解体之后，两个德国都发生了革命性的权力转移。作为新的政治精英集团，东德的共产党人决心垄断政权。在西德所发生的，更多地是在第三帝国时期郁郁不得志的前政客们的东山再起。这些人要么被第三帝国逐出政坛，要么扮演某种尚能为帝国所容忍的幕后角色。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科隆市的前市长康拉德·阿登纳。此人在当时处于半退休状态，在纳粹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声不吭地用栽培玫瑰来打发时光。可是，除了权力转移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外，在战后政治精英的发展方面，还出现了一些更有意思也更能引人注目的特征。经过50 年代的多次党内清洗，乌布利希有效地确保了他本人对一个比较团结的党的领导地位；到80 年代中期为止，昂纳克及其领导下的统一社会党也做到了这一点。只是在那以后，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挑战和他的继承人问题所共同激起的愈演愈烈的党内争论，才结束了昂纳克的好时光。在从60 年代初到80 年代中期这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社会党内的相对团结和宗派之争的消弭与波兰和捷克两国共产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无疑是该党得以长期保持其对东德的国家与社会的控制的一个主要因素。西德的政治精英为数众多，关于他们，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无论这些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支持民主制度。之所以如此，初主要缘于盟国所施加的种种约束，而阿登纳对前纳粹分子既往不咎的态度对此也功不可没，在他的领导下，前纳粹们大都被成功地整合进了新生的德国。

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军界精英们罪不可赦，他们扮演了暗中为害的角色。在第三帝国时期，他们的名声也不佳：既不团结，对纳粹政权的态度往好里说也是暧昧的。而在战后的两个德国里，两支新建的军队想都不曾想过要破坏新的政治制度的根基或是制造政治不稳定。西德军队既处在国会的广泛控制之下，其建军原则又与传统迥异，因此至迟到70 年代，它业已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可能起到任何一种独立的政治作用。东德军队一直是紧紧跟着共产党；这个国家也不曾有过抛开文官、实行军人统治的必要。波兰则不然，面对着因团结工会而引起的1980—1981 年的危机，它不得已选择了军人统治。在东德，党和军队的目标看来是完全一致的，在追求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两者的合作也是高效率的。

从1945—1946 年的土改和国有化开始，东德传统的经济精英，不论是农业方面的还是工商界的，都被逐渐但有效地消灭了。然而，在60 年代，在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意义上，一种潜在的经济领域的“反精英集团”，即技术知识分子，逐渐崛起为统一社会党的可能的权力竞争者。这一趋势在新经济体制实行之后尤其显著。在这一体制下，管理专家和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有了更大的可能爬到高位，进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权力。但是，乌布利希一直很谨慎，以确保不让经济上的分权导致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削弱。与彼·克·鲁兹的断言正相反，统一社会党内并没有形成什么“制度化的反精英”，至于这个并不存在的集团对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的挑战，或对重大决策产生的强有力的影响，就更谈不上了。在昂纳克统治下的东德，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术专家背景的人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对党的忠诚始终居于比技术专长更重要的地位，后者的任务是为前者服务。西德的客观情况不一样，但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即政治制度的稳定。在1945 年这个历史的分水岭前后，经济界的精英们大都能够保住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组织被迅速重建并且逐渐适应了占领时期的新形势。在联邦共和国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他们得以扩张自己的经济利益并能够通过议题广泛的压力集团和自己的组织对政策形成施加影响。他们也发现在联邦共和国逐渐发展起来的阶级合作模式并非那么可怕，而是可以为己所用的。毫无疑问，同企业界的舆情变化一样，西德建国之初所取得的经济成功，对于确保西德的经济精英们逐渐接受议会民主政体、视其为有助于他们牟利的一个可行的政治形式，厥功甚伟。这一事实，与魏玛共和国相比，其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德国的文化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知识分子及对于舆论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些重要人物的表现，在这里我们同样能够发现两德间的不同，但也都与1945 年前形成鲜明反差。到80 年代的时候，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与现实的暂时妥协，其形态看来已经完全成熟。不管西德的杰出知识分子对于西德国家的“压迫成性”、对于它不愿正视历史的怯懦和无耻，有过多少指责和非难，但其批判矛头所向，不是民主制度，而是现实中的民主与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民主之间的鸿沟；他们完全赞成扩大和深化民主，使其更加名副其实。在东欧国家中，东德文化知识分子的地位有点特别，这一特别之处在于，除本国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操相同语言的社会；如果他们的作品在本国发表不了，他们可以在那个社会或国度发表；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移民到那个国家，而不用担

319心去了以后没饭吃，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用母语写作。从执政当局的角度看，后面这一事实也并非没有好处：可以把它不喜欢的、总是喜欢唱反调的文人们驱逐出境，然后就让他们成为西德当局的肉中刺好了，因为能够令东德的权威主义官僚机器伤脑筋的人们，十有八九也不会喜欢那个资产阶级社会。终说来，除了个别死心塌地地为当局充当笔杆子、只会粗制滥造宣传品和应景之作的御用文人之外，在东德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多数文化知识分子对当局的态度是部分支持部分批判，总的说来以支持为主，因此他们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我审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什么“反精英”。在西德，教会的领导人和对于舆论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的人们，即大部分大中小学教师也倾向于积极支持民主制度。固然，在某些问题上，教会领袖与世俗社会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在天主教徒内部，在人工流产、生育控制以及更广义的家庭伦理方面，这种意见的鸿沟尤其大。但双方的分歧与政治制度无关。这一点也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在东德，新教诸教会所面对的局势和问题要复杂和困难得多。50 年代，教会是受迫害的群体。但东德基督教徒逐渐地适应了变化了的环境，到70 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从当局那里为自己挣得了一些东西：对他们的存在本身的有限度的接受，及对他们对东德社会做出的某些积极贡献的某种承认和尊重。可以断言，从70 年代后期到80 年代中期，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既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帮助了当局稳定政局的努力，同时也为政治异议提供了一个出气孔，一个表达的

渠道，同时又对这些异议保持了一定的内部控制，为它们画了一条红线。不过，这一进程还是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同声音的扩散，并终形成了一股力量，这一力量对执政党的权威构成了一种很难对付的挑战。一旦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引发政权危机，要求改革的内部呼声就升级为一场人民革命，这场革命终宣告了东德的终结。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东德的道德精英转向东德的教育精英，就会发现一种简单得多的情景。总的说来，教育制度是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尽管也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麻烦，这个制度还算是履行了党所要求于它的功能。至于党所欲达到的、培养社会主义人格的目标，那问题就大了。东德的教育制度所实际做到的，是无意中培育了一种表面服从的权威型人格；它没有在学生身上做到的，是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发自内心的服膺。东德教育体系对学生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之养成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但这个问题并非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

虽然方式不同，但总的说来，截至1989 年，两个德国的各类精英集团的内部结构和政治倾向都倾向于支持各自的政治制度，至少没有对这些制度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广大人民320群众的态度又如何呢？关于低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所导致的东欧国家的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匮乏，人们已经说了很多。再加上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包括在旅行、移民、言论、阅读、讨论和结社等等方面的自由权利的限制，就给西方人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东欧人民之所以忍受种种压制，而没有起来革命，完全是慑于当局的赤裸裸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这种说法能够解释1989 年前的东德社会吗？它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也有效吗？关于西方人对民主价值观的笃信及他们的政治参与，人们也已经说了很多也写了很多。这些因素对于解释战后西德的历史真的很重要吗？不管针对东方和西方社会提出的上述两类问题看起来有多大的区别，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就两个德国而言，部分答案是相同的：在塑造从40 年代末到80 年代为止两个德国的政治轨迹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的一大因素，都是经济上的相对成功。在这两个国家，达到经济成功的方式和经济成功的水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两类物质成功都为新国家提供了一个虽然不大但却极为关键的回旋余地，这种余地有时确实很小，在东德尤其小；但是不管多么有限，在缺乏大多数公民的完全自愿的政治忠诚的条件下，这种回旋余地给了两个新政权赖以站稳脚跟并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的空间。

没有人怀疑，相当多的东德人对物质上的短缺和对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是不满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闭眼不见老百姓和当局在目标上的重合之处，或者说，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当局在医疗卫生、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还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我们不能以过分简单、非黑即白的观点看待东德的国家与社会。关于东德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不足，有必要指出两点事实。其一，对于他们国家的经济成就，东德人还是有一点自豪感的，与被他们普遍认为效率低下的邻国波兰相比，这种自豪感尤其显著。其二，不管与西德相比情况多么令人沮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德人只能说：“这就是生活。”他们的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执政者们也不敢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掉以轻心。经历过1953 年6 月起义的冲击之后，从乌布利希开始，对消费者需求的让步一直是一种周期性的和屡试不爽的保持政权稳定的手段。的确，在昂纳克时代，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需求是当局常抓不懈的一个中心工作。80 年代，像现磨咖啡这样的曾经属于奢侈品的商品的供应量和私家车的拥有量都有明显增加；对于东德老百姓来说，这是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有力证据。尽管西方人可以在东德的经济中找到许多缺321点，尽管东德老百姓对商品的品种和质量抱怨不断，但是，东德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经济灾难，物质供应的短缺也不是非常严重，也没有超出老百姓承受力的价格上涨。这类事情在波兰倒是屡见不鲜，进而导致这个国家每每在经济形势恶化到食品骚乱的程度时出现要求政治自由的呼声及对官方的混淆视听的宣传辞令的批判。说到底，缺乏足够的理由说服大众把自己的不满升级，使他们认为值得采取动真格的行动，哪怕是危及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也在所不惜。在东德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一事实严重地限制了知识分子的异议所能产生的对当局不利的影响。

物质上的成功对于战后西德的政治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建国后不到五年，魏玛共和国就遭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23 年的通货大膨胀使得一战结束后初几年本来就十分严重的经济失调雪上加霜。相形之下，40 年代后期和50 年代早期的西德刚好处在经济复兴的开始阶段。这场复兴之迅速和令人瞩目，使得它很快就获得了家喻户晓的

“经济奇迹”的美名。纯粹的实用主义、个人生存和物质福利等方面的考虑驱使西德人不假思索地去支持那个看来已经开创、推动和维持了这场复兴的政治制度。这并非一种基于民主本身的价值而给予的支持。但50 年代的经济起飞给这个新的政治制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其能够稳定下来。阿登纳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这段时间成功地推行了他的与西方结盟的战略。如果没有这一非凡的经济成功，把东德丢给苏联人的意愿肯定不会那么强烈，对于一个非永久性的、被“腰斩”了的局部实体的效忠情感很可能要弱得多，而对于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向往也将强烈得多。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影响舆论的诸因素的变化，新的一代人的成长，都可以带来政治态度方面更具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西德民主这个新生婴儿的运气不坏，一降生就赶上了好天气，这个好天气就是起了关键作用的经济成功。后来虽然出现了经济风暴，但到那个时候，民主已经长大了，经得起这些风暴，也很容易把经济问题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制度的批判截然分开。这时的问题已经不是哪一种政治制度更适合现实国情的问题，这是魏玛时期面临的问题；而是哪个党能把经济搞上去的问题。

在两个德国，基于自身理念的政治上的异议和反对究竟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意义？虽然做法不同，但总的说来，50 年代时两个德国都把前纳粹分子吸纳进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之中，没有太为难他们，只要他们不是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就行。实际上，有些真正的战犯也被新政权宽恕和吸纳了。在两个德国，与魏玛时期不同的新型政治异议比魏玛时期嚣张的修正主义所引致的问题还要复杂。在西德，极少数分子的反

322制度言行，不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都未能赢得民意的支持；一般说来，其效果适得其反，招来的是老百姓的憎恨和一片骂声。这一点再一次与魏玛时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的反对制度的反对派博得的是公众的喝彩。西德的那些言辞犀利的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虽然批评当局，但对于本国赖以立国的基本价值和原则，还是支持的。在东德，对统一社会党内持不同政见的几个派系的早期清洗，巩固了乌布利希的权力。后来出现的持异议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哈维曼和巴罗，其观点曲高和寡，其处境相当孤立，没有群众追随他们。80 年代在广大基层群众广为传播的不同政见，其关注点都是和平、人权和环境这类具体问题，这些舆论倒是对政府形成了大得多的压力。但是在1989 年以前，也即国际形势的变化提供了国内革命的基本前提之前，两个德国都有能力以某种魏玛共和国所做不到的方式控制住这些政治异议。

后是国际环境的变化问题及其对德国政治的影响问题。德国于1939 年发动的战争剧烈地改变了世界体系的性质，强国林立、彼此争夺权势和殖民地的欧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被美苏这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分割为不同的势力范围的世界。夹在两强之间的，是一个大伤元气、不能自立、被战争蹂躏得奄奄一息的分裂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体系完全不同于20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国际体系的这一变化对德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影响显然是多方面的：德国的分裂，两个新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塑，以及德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行为倾向和表达方式等的重塑。这第三点影响是无形的，但并非不重要。盟国还对德国施加了一些相当公开的限制，这些限制措施预先界定了德国对内和对外行为的限度。只是通过这些方式，盟国对德国的征服和占领才得以结束此前历史上危机的怪圈。正是在这些意义上，1945 年标志着德国历史与其过去的根本决裂，而不论在此前后存在着多少延续性。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世界的变化就意味着德国的变化。在核浩劫具有潜在的可能性的时代里，在业已改变了的国际军事联盟的体系框架下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存在，彻底改变了“德国问题”的性质，使其全然不同于19 世纪和20 世纪早期的德国问题。爱德维纳·莫雷顿说得好：20 世纪后期的“德国问题”不再是德国怎样影响欧洲安全的问题，而是欧洲安全怎样影响德国的问题。1 正是这一点，构成了20—30 年代的德国与80 年代的德国之间的一大区别。

这些因素，即精英们的态度，相对的物质成功，对政治异议的控制，及变化了的国际体系和由此决定的德国在国际体系中同样变化了的分裂的地位，合起来才能找到运气不佳的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两个继承国的长期存在的奥秘。其中的每个因素，都要求进一步的探索和更细致的分析，而不能像作者在本书中那样走马观花。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解释两个德国长达四十年的相对的国内稳定的学术努力中，这四个因素至少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万物皆流，历史中没有不变的东西，历史永远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在机缘凑合的关节点上，各种因素的合力可以带来历史的剧变。80 年代末就是这样一个关节点，或者说，一个分水岭。

到80 年代后期的时候，国际形势与40 年代末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不再是被大战蹂躏得奄奄一息的大陆；欧洲国家不仅繁荣已久，而且正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的框架下走向更加密切的经济的乃至政治的合作和一体化。相形之下，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已是明日黄花：国内麻烦缠身，帝国日趋虚弱，有意放弃其对东欧事务的控制权。既已在国内启动了增加政治的公开性和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进程，也完全明白这一切对于前卫星国意味着什么，于是，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对于自身的改革在东欧所必然引起的后果就抱着袖手旁观、乐观其成的心态。苏联对东欧的变革所抱的这种事实上的撒手、容忍乃至鼓励的政策，消除了整个战后解决方案的一大前提，而德国的分裂，正是这一通盘方案的一部分。

在以上事态的基础上，以奉行改革政策的匈牙利政府的主动行动为开端，铁幕倒下了。接着出现的难民潮促成了东德的政权危机。国内形势发生了如下重大变化：统一社会党内部意见分歧越来越严重，许多党员越来越愿意考虑改革和对话的可能性；不同政见迅速传播；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非暴力抗议的新战略，下定了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民主化目标的决心。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1989 年秋季温和的革命的独特模式。鉴于外部的保护伞已经倒下，东德共产党政权在与日俱增的国内压力面前迅速地屈服了。然而，就在政治异议人士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东德之时，原来仅在比较和想象中存在的、作为消费者天堂的西德，一下子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在边境开放后的几个月里，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态发展起来了：324一个独立的东德没有希望成为有生存能力的经济实体。与此同时，如雪崩般涌来的东德移民对西德的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制度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直接危及西德物质繁荣的根基，乃至西德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基础。显然，要想解决由于边界开放而给两个德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使两国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一体化；德国的分裂由此走到了终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管理统一前的过渡时期，应该设计什么样的制度和结盟关系以便在变化着的国际体系中为统一后的德国的未来提供一个可靠的结构。

从1918 年帝制德国的崩溃，到1990 年德国的重新统一和此后柏林共和国内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发展，在这长达70 多年的时间里，德国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曾经是一条“通向奥斯维辛的曲折道路”。虽说奥斯维辛已经成为历史，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即使在建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个残忍的制度垮台之后，德国历史依然走了不少弯路。考虑到这一点，针对某些德国人已经和正在提出的把第三帝国的长期历史地位“正常化”的要求，我们不禁要问：这可能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取决于你怎么界定“正常化”这个概念。通过把大屠杀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暴行相提并论，或者以这些暴行作为为大屠杀开脱的借口，以便达到减轻负罪感和责任感的目的，对此论调，必须视为错误的历史观而加以唾弃。另外一种做法，即把“大屠杀”开除出历史的行列，仅视其为一桩孤立的、独一无二的罪恶，这种观念同样是错误的。这样做，就是把邪恶的行为同其赖以产生的日常生活背景硬生生地割裂开来；它不仅是对历史学家所肩负的探索真相的天职的背弃，也回避了有关罪恶与责任的道德问题。必须像对待其他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一样，把大屠杀牢牢地置于真实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置于人类的行为方式和正常人性的基础上，加以细致的审查。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断言，大屠杀应该被“正常化”，在德国历史的长期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中，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

德国统一后，围绕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而产生的诸多学术争论，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这些争论与有关第三帝国历史的“正常化”的学术争论联系起来了。对某些人来说，德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专政”本质上并不比次专政更好。在“极权主义”这个复活了的概念之下，两者在某些方面被画了等号。在与压迫性的政权合谋之类的问题上，出现了许多混乱的思想、政治上的诽谤和人身攻击。虽然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比较并不必然等于画等号，解释也并不意味着免除责任，还是有一些人在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内不停地兜圈325子。不管这个领域内的有关概念的界定是多么粗糙幼稚，这并没有妨碍这些人把“红色”的专政看得和“褐色”的专政一样坏，批判和谩骂大有压倒清醒的分析之势。1 许多前东德的人在统一后出版的关于东德的部分出版物中，不愿提及他们过去的经历，特别是本人的生平。90 年代，德国历史学家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尝试把两个德国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处理，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在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部分历史一直被视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2 到21 世纪初的时候，随着与“盘根错节的历史”有关的概念的盛行和全球化问题研究之成为显学，这方面的讨论也不再时兴了。

媒体评论

弗尔布鲁克的《德国史1918—2014》是一部视野宽阔、构思精巧、文笔优雅的杰作。它对东德历史的既全面又不失公允的评介尤其引人入胜。所有这些使其成为对现有史料、教材和专业论文的一个成功的补充。第四版将叙事范围扩展到现在，对*近几年历史学领域的争论的评述也堪称犀利。

                                   ——戴维·汤普金斯（美国卡尔顿学院）

这部新版《德国史1918—2014》是了解多灾多难的20世纪德国历史所不可或缺的入门书，玛丽·弗尔布鲁克的这本书将出色的叙述技巧和深刻的历史分析融为一体，也没有忽略对人性的洞察。

                                  ——马克·阿林森（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前言

在版面世十年后准备出第二版，是一件快事。此书版快要杀青之时，正值东德内部政局动荡以致政权崩溃，于是，与1989—1990 年的革命和统一的进程同步，我急匆匆地写就了有关这些事态的那一章。除了新闻报道，当时没有关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其他文献。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完整历史，也缺乏有深度的作品，有的只是经过东欧国家官方审查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述，以及来自西方的相当程式化的、从政治学视角出发进行分析的文献，后者中只有极个别的包含着独特的思考，此外就是一大堆众说纷纭的观点和模棱两可的解释。90 年代初东德档案的开放使这一切大为改观，全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富有生气的辩论和激烈的观点交锋成就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这一研究领域的累累硕果。与此同时，对第三帝国的历史研究也有了重大进展。考虑到1990 年前在这个极富争议的领域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悬而未决的疑案，这些进展本应该给人留下更深刻更新鲜的印象。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和1990 年以前的西德历史方面也出现了全新的诠释，尤其体现在社会史领域和1945 年前后两段历史的连续性的建构上。但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史研究和1945 年前后东德历史的连续性方面迄未出现令人耳目一新的图景。

有鉴于此，我对版做了重大修正。版中涉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后来出现了重大突破，一些增补和修正与此有关。我在论述统一后的德国的第十三章之后加了一个简短的跋。参考文献也做了大幅度的更新，使之涵盖所有有代表性的学术精品，以便使读者能够在本书未能充分论述的领域自己去阅读有关英文文献。然而，我克服了进行更多的但无关大局的修补的诱惑。如果要全面反映所有新近的研究成果和学界关心的问题，彻底的修补不可避免，但这样一来就得推倒原先的叙事框架。我也战胜了另一种诱惑，即重写那些与我如今已有不同看法的问题有关的内容，这样做无异于写一本新书。一辆自行车，经过大修后，车闸、链条、踏板、齿轮、车座、三脚架和车梁全换了，还是原来那辆车吗？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不要让在历史编纂学和真实的历史领域中同样存在的1990 年分水岭去遮蔽其他重要的问题和视野。由此我清醒地意识到，在本书有限的篇幅里，我无力做到对版问世以来所有的学界研究成果一视同仁，只能希望：对于那些本书未能更充分地展开的论题，读者能够在本书的启发下，遵循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提供的线索，自己去进行进一步的探险。而本书，只是指导读者们探险的一个指南。

             玛丽·弗尔布鲁克于伦敦

书籍介绍

作为一部介绍近现代德国历史的通史著作，本书追溯了自1918年以来德国的社会冲突、文化张力和政治动荡。作者玛丽·弗尔布鲁克从自我毁灭的魏玛共和国开始，引导读者依次经历了纳粹时期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和军事侵略、冷战时期两个分裂民族进行的别具一格的政治试验、共产主义东德的崩溃和两个德国于1990年的统一。不仅如此，《德国史1918—2014》还评述了冷战结束后的最新事态，审视了仍存在于今日德国的内部分裂及其变化着的各种形态。通过这种全景式的历史追溯，作者为探索近现代德国内部的延续性与变革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