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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雅典娜》是历史学家徐松岩先生多年治古希腊历史之成果的集合。徐松岩教授翻译了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等三部古典历史著作，多次前往希腊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同时，他致力于古希腊历史的研究，从考察古代经济状况入手，深入探究了奴隶制、希腊早期居民源流、海上拓殖、城邦的起源和政制、邦国关系等问题。本文集共34篇文章，全面反映了徐教授几十年来研究和翻译古希腊历史的成果，及其对古典时代希腊人经济观念、政治思想、海洋意识的独特理解。

自　序　1

第一章　族群·源流·早期历史

01 古代“希腊”的起源与流变——一项概念史考察　13

02 “希腊人”与“皮拉斯基人”——古代希腊早期居民源流考述　25

03 提秀斯改革新论　49

04 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　68

第二章　城邦·同盟·帝国

05 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　93                            

06 论雅典帝国　106

07 公元前5 世纪末雅典城邦危机的深化及其原因　119

08 第二雅典海上同盟述论　132

09 论古代雅典国家的发展道路——兼及雅典版图问题　150

10 中西古代国家发展道路的同与异　172

第三章　民主政治·历史趋势

11 雅典民主制历史上的两次“无痕蜕变”　177

12 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 世纪末雅典政治　182

13 雅典民主城邦何以发生逆向蜕变　200

14 希腊历史发展趋势与马其顿征服希腊之主要原因　217

15 黑劳士制度、土地制度与“平等者公社”的兴衰

——近50 年来斯巴达历史研究的成就和问题　230                  

第四章　奴隶制·经济结构

16 关于雅典奴隶制状况的两个问题　251

17 古典时代雅典奴隶人数考析——兼评“持续增长说”　266

18 公元前4 世纪前期雅典采银业状况考　281

19 关于希腊奴隶制的理论和实际　290

20 古希腊城邦经济结构刍论——兼评东西古国经济结构“迥异”说　307

第五章　史家·史料·史学

21 希罗多德Historia 诸问题刍议　321

22 修昔底德史料来源述议　335

23 修昔底德选用史料方法刍议　349

24 色诺芬史学二题　368                                      

25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382

第六章　希腊与波斯·战争与和平

26 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　393

27 和约还是敕令——对色诺芬《希腊史》中所谓“大王和约”实质与译

名的几点思考　411

第七章　海盗·海洋史

29 古代海盗行为述论　437

29 关于希腊罗马海上势力的历史反思

——海上势力与西方文明研究之一　452                            

30 共和国晚期罗马与海盗的博弈　463

第八章　探讨·商榷

31 《世界文明史》若干史实辨正　485

32 “伯罗奔”与学术创新　497

33 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　501

34 关于史料的理解和使用方法　517

附　录　徐松岩主要教学科研成果　527

后　记　537

徐松岩（1963— ）

山东招远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希腊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史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古典文明和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译注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等西方史学名著。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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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世界历史上产生过多种各具特色的文明，若用颜色标注，则有黄色文明、蓝色文明、黑色文明种种。而古希腊文明，却是色彩斑斓的。

作为西亚、北非及东地中海文明圈内的一种次生文明，它广泛汲取多种域外文明优秀成果，加以消化、融合、创新，在哲学、史学、文学、科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世界文明宝库中一份珍贵遗产。

知名古希腊史专家、古希腊三史译者

翻译、研究、讲授

几十载所得与探问尽书于此

书摘插图

11　雅典民主制历史上的两次“无痕蜕变”

公元前5 世纪60—50年代，雅典国家规模不断扩大，已经不再是盘踞在阿提卡的那个蕞尔小邦了。与此同时，雅典城邦的管理机构也随之蜕变为雅典帝国的管理机构，雅典当政者将其政治智慧发挥到极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政治史上的第一次“无痕蜕变”。国内外古史研究者一般十分重视雅典民主制权力机构运行的具体情况，对于雅典对外扩张相关史实则有所忽略。譬如管理国家事务的公职人员的数量，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而增长，并与综合国力的增长互为因果。这种情况恰恰就是阿里斯提德力劝雅典乡村公民离开农村的历史背景。这些人离开乡村后，一部分进入国家管理者的行列。可是，雅典人所统治或管理的对象，已经不仅只局限于阿

提卡，而是地跨爱琴海、人口数百万的海上帝国了。军队和法庭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器，其权力实施最能体现统治者的意志。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建立了一支常备军。这支海军常年游弋于帝国的海域，维护帝国的安全，保护雅典海外利益。海外利益就是雅典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为其时雅典是一个海上帝国。公元前5 世纪中后期，雅典海军主要用于对外扩张领土，在希腊与斯巴达争霸，在其他地区与波斯帝国争霸；对内则血腥镇压属国和臣民的反抗，维护雅典人对他们的奴役和剥削。雅典公民依然是军队的主力，但其权力实施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阿提卡。

帝国时期雅典民众法庭常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参与法庭审理工作。平心而论，一个公民人数3— 4 万的城邦，从事司法审判事务

的公民常年保持在五六千人，如此高比例的公民常年从事司法事务，看起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确实存在过。伪色诺芬在其《雅典政制》中提供的史料揭示了其中的奥秘。第一，民众法庭主要是针对帝国范围内的属国人民而非雅典公民的。第二，雅典人借此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内外主权，又可以使公民集体和个人在经济上受益。这也是雅典平民踊跃参政的主要动因。第三，雅典平民通过保护各地的亲雅典分子，从而有效地维护了雅典的政治利益。总之，帝国时代的民众法庭从表面上看似乎还是雅典城邦的法庭，是雅典城邦的民主机构之一，但它所行使的权力已大大超出雅典城邦的范围。因此，它实际上已成为雅典人维持其对帝国广大臣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强制机关，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重要体现。以往研究者强调雅典民主机构权力扩大，却对该机构实施对象的变化有所忽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差。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发展的实质，是以伯里克利为首的雅典人对广大属国人民和奴隶的集体专政。尽管雅典公民内部有平民贵族之分，有奴隶主和非奴隶主之别，但相对于广大属国人民和奴隶而言，雅典人就是一个征服者、剥削者、奴役者、统治者的集体，是奴隶主的集体。因此，可以说，雅典民主制的实质就是奴隶主民主制。

研究雅典民主制的学者们还常常把公元前5 世纪帝国时代的民主与雅典帝国瓦解后的所谓后帝国时代的民主混为一谈。如在讨论雅典广大属国受奴役与雅典民主制的关系时，A. H. M. 琼斯认为属国和贡金的存在与雅典民主制没有必然联系，前4 世纪雅典帝国已然瓦解，而民主依然存在就是有力的证明；又如许多学者强调伯里克利时代民主制得到充分的发展，然而其间恰恰是个人权力最大的时期，雅典平民权力最大的时期恰恰在后帝国时代。如果以平民的权力大小作为衡量民主制发展的标准，那么雅典民主的极盛时期应该在公元前4 世纪而非前5 世纪。

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持续数年之久的瘟疫，造成大量公民伤亡；敌军频频侵入阿提卡地区，肆无忌惮地蹂躏，使得当地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的是那些以农业和土地为主要财源的社会阶层，从而使公民集体内部各集团的力量对

比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

战争末期，雅典诸派力量之间的角逐趋于白热化。平民派企图保持民主政治，寡头派在吕山德及斯巴达驻军的支持下，强行建立“三十寡头”政府。雅典流亡者起而推翻“三十寡头”统治。随后，“市民党”和“港民党”联合起来，驱逐斯巴达驻军，双方达成和解，实行大赦，重建民主制，从而实现了期间雅典民主制的第二次“无痕蜕变”。

关于重建的民主制及其所施行的政策，学界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重建后的雅典民主制逐步演化为广大穷人对少数富人的“集体的僭政”，有的文献称其为“暴民统治”或“极端民主制”，现代学者则往往称之为“激进民主制”。但学者们对于这种民主制的本质内涵并未深刻加以揭示和论证，因而时至今日问题依然扑朔迷离。

古典作家站在贵族富户的立场上，他们对所谓“极端民主制”的批评、抱怨、指责，不能说没有夸大失实之处，但是如果彻底否认他们所说，恐怕也是难以切合历史实际的。一些学者把公元前4 世纪的平民领袖与早期的政治领袖等量齐观，这种做法是不可取

的。笔者认为，雅典的平民领袖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考察。早期平民领袖处于城邦蓬勃向上的发展时代，主要是站在公民集体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为中下层公民争取基本权利，他们的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发展、公民的团结和对外扩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期即雅典帝国时代的平民领袖（如伯里克利），主要历史作用是推动雅典城邦国家机构的“帝国化”改造，利用雅典侵略、扩张所得，增加公民的福利，赢得了包括平民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支持，同

时维护和强化了帝国的统治；后期即后帝国时代的平民领袖，处于城邦危机日益深化的时代，公共财政拮据，兵源枯竭，公民集体意识趋于淡漠，对外扩张受制于波斯以及希腊本土诸强国，始终无所作为。平民领袖的基本作用首先是维护城邦的独立自由；其次在内政上，利用现有的民主机制，牺牲贵族富户的部分利益，勉强保全整个公民集体。生活在这个集体中贵族富户们虽满腹怨恨，但只能委曲求全，他们除了无奈和叹息，别无他法；而广大平民在对外扩张无望的情况下，利用合法机构和手段搜刮、侵夺富者财富的历史事实肯定是存在的。

必须指出的是，考察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和嬗变，绝不能忽视这样一条重要历史线索，即雅典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雅典社会都存在多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把握其主要矛盾是解开其间历史之谜的关键。大体说来，在雅典，公元前7 世纪末到前5 世纪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民集体内部贵族和平民的矛盾；前5 世纪中后期即雅典帝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全体雅典人与

广大属邦属民以及奴隶之间的矛盾；前4 世纪又回复到贵族与平民的矛盾。

考察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和嬗变，必须同考察雅典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雅典民主制第一次“无痕蜕变”的实质，是伴随着国家版图和规模的迅速扩大，雅典城邦的国家机构逐步被改造成为雅典帝国的国家机构；雅典民主制第二次“无痕蜕变”的实质，是帝

国的国家机构被重新改造成为城邦的国家机构，是与国家版图和规模陡然缩小相适应的。帝国时代的民主和后帝国时代的民主制迥然有别，不可混为一谈。

前言

自序

1980 年上大学时，祖国各地、大江南北流行着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轻灵飘逸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特别是那句“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唱出了时代青年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幸运的是，我大学期间遇到良师李永采教授（1933—2013），在他的引导下走上世界史研究之路，同时结识了一群勤奋好学的师兄弟。我大二决定考研，从此埋头苦读，虚心求教，研究方向定为世界古代史。1984年如愿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古代西亚、古代希腊研究方向）研究生，师从业师王兴运教授（1930—2022）。毕业论文题为《试论雅典城邦危机的若干问题》。1987 年硕士毕业，留校工作，把青春献给了这所让人既爱又恨的西南名校。2000年晋升教授，2002 年成为重庆市首届学术技术（世界史）带头人，2012 年创建古典文明研究所，2014 年领衔申请获批古典学交叉学科博士点，2017 年领衔申请获批希腊研究中心，2018 年领衔申请获批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点；今年2 月20 日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在希腊雅典大学挂牌成立，西南大学是中国方面四所大学的领衔者。学校的世界史学科建设稳步推进，一路拾级而上，而我自己由学生到学科带头人，也感到由衷的欣慰。回顾自己系统学习、研究、讲授世界古代史的几十年，多少有些心得体会。留校后除讲授世界古代史本科基础课以外，我还陆续开设西方史学史、制海权与西方文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读、现代西方史学流派评析、西方古典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等多门课程，在读书思考中发现一些可疑问题并力图加以阐释或解决；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确定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史、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迄今为止，本人主持3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 个一般项目结

项，重大项目在研），主持并完成教育 部及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各2 项，2014 年创办并主编《古典学评论》（已出版9 辑），出版著译多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包括中文核心期刊论文40 多篇。其中有2 篇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长文摘登，有16 篇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世界史》《经济史》全文转载。为进一步熟悉史料，从1999 年开始，自己花了近20 年的时间译注古希腊三大历史名著，即“希腊三史”——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色诺芬《希腊史》，至今共累计发行约20 余万册。当下学界同仁出书，比较流行的做法是请师长或同行专家撰写序言，当然也有不少自撰序言者。就我而言，考虑到一则同行师友哪个不忙？二则那些旧文搜罗到一起，拉拉杂杂30 多万字，乏善可陈，自己不嫌烦，看看也就罢了，何必浪费别人的工夫？这篇自序，也不过就是学术工作的自我总结而已。幸好之前单位要求申请大好河山学者，虽名落孙山，却正好留有底稿，修改一下，姑且充数。

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指导，做学问的主

要思路是在深入扎实研究史料的基础上，从考察古代经济状况入

手，认真探讨奴隶制的实际状况，翻译、注释希腊主要历史学家历史著作，结合实地调研和考察，探究希腊早期居民源流、海上拓殖、城邦的起源和政制、邦国相互关系、国家发展道路，进而阐释希腊城邦经济结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海洋意识。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思考，在古典文明史和古史比较研究领域形成较为系统而独到的看法。大致说来，自己觉得具有一定开拓性、创新性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五方面：

第一，从理论和史实上厘清古代奴隶制发展状况、城邦经济结

构：指出古代东西方国家奴隶制和经济结构只是量的差别而非质的不同。这一点是认识和理解古代世界诸文明史的基础和前提。近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古典奴隶制以及古代东西方经济比较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希腊（准确地说是雅典）历史知识和理解存在偏差。学界往往把古代雅典某个时段（如古典时代）的情况放大为整个希腊的情况，进而导致对其奴隶制经济总体水平的理解有些失实。同时，由于理论上依然受到19 世纪晚期流行于欧美的“古史现代化”余波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把古代奴隶等同于近代雇佣工人，部分学者误认为奴隶可以创造近代意义“剩余价值”；国内学界往往把希腊人蓄养奴隶的条件“降低”为与蓄养牲畜相当，从而必然拔高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奴隶占有和使用的普遍程度。于是，观察古代东方和中国古史时常会出现这样的偏差：西方古典世界生产领域奴隶成群，东方诸国史料证据难觅；甚至有人概括为西方奴隶制“发达”，东方奴隶制则处于“不发达”甚或“落后”状态。根据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论使用奴隶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结合历史实际及对相关史料的严密分析，我认为奴隶不可能创造出近代意义的“剩余价值”，这是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本质特征；财富积聚、经济增长、国力增强、自由民贫富分化以及私有财富增加是古代国家奴隶制发展的必要前提，而非其充分必要条件；在古代社会，奴隶在本质上属于昂贵的并且有较大风险的“消费品”。从典型奴隶制城邦雅典的历史实际来看，公民中直接占有和使用奴隶的奴隶主始终只是少数；古代世界早期国家经济普遍以农业（辅以牧渔等）为主，东西方国家整体上都是农本经济；雅典等城邦农业条件不佳，有远见的政治家、改革家鼓励发展工商业，乃是因地制宜的举措（因为发展农业无须鼓励），与近代“重商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希腊某些城邦的经济具有“外向性”特征，经济结构中工商业成分较多，是在农业经济占主要、主导地位前提之下的较多，绝不

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工商业城邦”；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古代世界实际上不存在工商业邦国。

书籍介绍

◆ 编辑推荐——————————————————————————————————————

知名古希腊史专家、古希腊三史译者 徐松岩

翻译、研究、讲授，几十载所得与探问尽书于此

古代世界历史上产生过多种各具特色的文明，若用颜色标注，则有黄色文明、蓝色文明、黑色文明种种。而古希腊文明，却是色彩斑斓的。

作为西亚、北非及东地中海文明圈内的一种次生文明，它广泛汲取多种域外文明优秀成果，加以消化、融合、创新，在哲学、史学、文学、科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世界文明宝库中一份珍贵遗产。

◆ 内容简介——————————————————————————————————————

《多彩的雅典娜》是历史学家徐松岩先生多年治古希腊历史之成果的集合。徐松岩教授翻译了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等三部古典历史著作，多次前往希腊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同时，他致力于古希腊历史的研究，从考察古代经济状况入手，深入探究了奴隶制、希腊早期居民源流、海上拓殖、城邦的起源和政制、邦国关系等问题。本文集共34篇文章，全面反映了徐教授几十年来研究和翻译古希腊历史的成果，及其对古典时代希腊人经济观念、政治思想、海洋意识的独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