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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共九章，系统地疏理了泰州学案序的内在逻辑，考察了泰州学派的历时特点，全面分析了泰州学派盟主及主要成员的思想内涵以及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本书认为，王艮倡学立派的目的在于将儒学从经生的书斋中解放出来，以闾阎百姓易晓的形式，使儒家思想成为百姓自我陶冶精神、成德修为的内在动力。王艮将原本为经生文士所独擅，变而为人人共明共成之学。泰州学派（尤其是前期）主要以庶民为论学对象，决定了其论学的方法多为随机指点，即事明道。泰州学派回到儒学的立教之本，以敦化民俗，启导民众心性自觉，实现自我成德之路，这也是大成学形成的动力之源。泰州学派开派宗师与巨子们大多以卑微之身，而作越位之思，基于乡村实践，探寻闾阎百姓的德性自觉方法，成就了儒学发展史的重要篇章。他们因证道、践行的态度之坚而被目为异端，对泰州学派应予以重新认识。泰州学派经历了变化的过程，思想亦具有历时的特点。王艮的担当意识以及其后的邓豁渠以体道为帜志、何心隐以笃行为务等等，无论是证道的坚定意志还是外王之业都可见泰州学派强烈的淑世情怀、豪杰精神。

序（陈来）

导论 泰州学派概说

一、《泰州学案》的特点与内容

二、序文的矛盾及其成因

三、泰州学派的主要特征与社会意义

章 王艮：泰州学派的肇兴

一、家世及生平简介

二、以身为本的淮南格物说

三、大成学

四、百姓日用即道与现成良知

五、乐学说

第二章 王襞：“援龙溪以济心斋”的泰州干城

一、援“天命”“率性”证“良知见成”

二、乐即心

三、对泰州之学的传承与发展

第三章 王栋：心斋学术的疏证者及其主意说

一、“近炙安丰，远溯姚江”：援姚江以证安丰

二、阐扬心斋之学

三、诚意慎独论

四、作用与嗣响

第四章 徐樾：“百姓日用即道”的阐释与泰州学派的传承

一、现成自在与百姓日用即道

二、心性论

三、隐而不彰的内在原因

第五章 颜钧：“精神心造”的泰州别派开山

一、大中仁学

二、神莫论及其陌生化的论学方法

三、三教观及论学的宗教色彩

四、余论

第六章 何心隐：综汇个体、群体意识的思想家

一、师承论略

二、蒙难原因

三、思想特征

第七章 罗汝芳：泰州学派的集大成者

一、学拜山农与二溪并置

二、远承明道与万物一体论

三、借《易》以论生生之学

四、人性论与工夫论

五、孝弟观

六、影响：阳明到李贽的中介

第八章 赵贞吉：于经世出世中实现泰州学派的转向

一、学属泰州辨证

二、“跻阳明而为禅”的主要代表

三、在泰州学派演变中的地位与影响

第九章 邓豁渠：“跻阳明而为禅”的泰州传人

一、《南询录》与邓豁渠的为学经历

二、思想的历时变化及主要内涵

三、人列《泰州学案》的学理依据

四、从邓豁渠看泰州学派的历时特征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周群，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汉传佛教文学思想史》首席专家。担任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二十余年。撰著有《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宗教与文学》《刘基评传》《袁宏道评传》《徐渭评传》《季札评传》《明朝文学》《孔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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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研究/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丛书》：

　　山农论学，无论是“大中学庸”还是“神莫”，都不是传统的言说方式，原因并不是语言功力不逮而言不达意，而是因其屡屡申说的学术乃“精神心造”，并无太多承荷学术传统的压力，无须严格依循传说的言说方式。因为是“心造”，故而语言的表述往往晦涩、生新，如他说：“夫是心也，自帝秉御，渊浩天性，神莫精仁，以为人道。时适乎灵聪之明，为知格诚正之修，允端天下大本者也。”颜山农还采取拆字重组、镶字人句的奇诡手法，以呈现其“心造”之学，如他根据《大学》《中庸》，而缀成“大中学庸”：“《大学》《中庸》，绪造既可知可能矣。然则《易》日潜、见、惕、跃、飞、亢之序历，将何为躬造符节此大中学庸哉？”颜山农通过对传统语言结构的重置，使传统的、为人们所熟悉的语言通过变形、扭曲，使其以不平常的状态呈现于接受者面前。通过破坏人们的常规反应，以唤起人们对习惯的麻木性内容的注意，产生新奇的感受并进而对其发生兴趣，终为受众理解与接受。山农采取的言说方式与德国学者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而非俄国形式主义）所倡导的陌生化理论不谋而合，布莱希特之陌生化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所强调的“唯陌生而陌生”不同，而是祈求借陌生化达到对事物的更高层次、更深刻的理解，亦即不仅仅是制造间隔。制造间隔只是一个步骤，终是要消除间隔，以达到对事物更深刻的熟悉。山农对《大学》《中庸》进行陌生化解读，通过变换文字顺序产生复杂化的效果，使接受主体的心理受到亢奋性的唤醒，唤起接受者对其“大中仁学”的注意，终的目的并不是要远离《大学》《中庸》，而是要对山农所解读的《大学》《中庸》有更深切的理解。山农所采用的陌生化解读方式确实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其弟子程学颜真切地记述了初闻“大中仁学”始而惊怪终而深信的过程，云：“颜叨面受心领，退省足发，遂申错综曰：‘大中学庸，庸中学大。’天下人闻之，皆曰：‘此老好怪也。’颜初及门，听之亦曰：‘此老真怪也。’自燕南旋，忽迎此老，同舟联榻，不下三旬日，朝夕听受，感悟隐思，渐次豁如，不觉自释其明辨，乃知此老竭力深造，自得贯彻，未为怪诞。”山农的陌生化解读方式并不仅限于“大中学庸”，他对阳明与心斋的推尊，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法：“日以阳为明造，时以心为斋明，上益神明，启师徒交震互发；驯造大成，错综理学之绪余，直合夫邹鲁一贯之道脉。”但山农的陌生化解读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风险，因为陌生化要求消除和解构理解对象的前在性，取消与打破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先设，代之以新奇的形式，才能唤起接受者的惊异心理。但山农所面对的前在文本是被历代奉为经典的《大学》《中庸》，此经典恰恰又不是作为“末技”“小道”的文学文本，而是维系中国千年封建政体的儒家经典。无数儒生们皓首穷经，往往谨守着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传统。而山农对于《大学》《中庸》的陌生化诠释正是以解构这些经典存在为前提的，这无疑触动了正统儒学的敏感神经。无论山农对经典的解读在内涵上如何正统乃至迂执，但这一以文字重组为特征的陌生化表述，产生的不是形式主义美学所孜求的美感，而是卫道者的惊诧与不满。如果说王世贞对山农的评价依据的是爰书，这仅是“无贤不肖皆恶之”③的显性原因，那么颜山农对经典作陌生化解读，事实上存在着消除和解构经典权威性的可能，这无疑会使正统儒者对其产生抵触与不满。不但如此，他对于《大学》《中庸》的解释也被视为不经之议。《大学》《中庸》虽然受到了理学家们的一致推尊，但一般认为《大学》为曾子所作，《中庸》为子思所作。如朱熹释《大学》首章云：“右经一章，盖孔子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山农则认为《大学》《中庸》乃“尼父自造传心口诀也”。所谓“自造”，亦即孔子亲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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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是一部对泰州学派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基于文献，对泰州学派成员的组成提出了新的看法，突出了泰州学派的历时特征以及泰州学派的核心思想内涵。通过文献细读，对传统的学术观念提出了一些质疑。分析了泰州学派思想家们的不懈努力为儒学注入的鲜活因子。分析了泰州学人豪杰精神背后的经世情怀，为客观评价泰州学派的历史作用提供学理依据。

丛书简介：

《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丛书》是在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以杰出思想家为核心的不同学术集群的研究，是对色彩斑斓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历史画卷中Z具特色的“面”的呈现与“线”的寻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源流色彩极浓，学术的承祧与变异形成的内在张力是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因，学派间的争鸣竞辩、激荡互动及不同学派的因革损益、意脉赓续，书写了中国古代色彩斑斓的学术发展史。因此，对各个学派进行分别研究，明乎学派源流统绪，梳理流变过程，呈现其戛戛独造的学术风采，分析其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价值，厘定其地位，对于揭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因革发展机制，推进中国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组织编撰《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丛书》的根本动因。本丛书首辑30种，由南京大学周群教授主编，各学派研究的知名专家撰著，将于2028年前出齐。

媒体评论

周群教授研究泰州学派有年，他的研究颇有贡献。如晚明的李贽曾叙述王心斋之后的传承为两支：一支是“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一支是“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以往对泰州学派的研究，在王心斋及其家学王东压、王一庵之外，重视颜山农、何心隐、罗近溪；而本书在以上诸家外，也重视徐波石、赵大洲、邓豁渠一支。且本书对此三人的系统研究在国内乃属首次，故本书比起以往的研究要更为全面，其中细节的分析研究，亦有创获。书中对泰州学派的核心内涵及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得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结论。

　　——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前言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的序中明确说“泰州之后……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认为泰州学派后来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名教的束缚。由于泰州学派的学者多出身下层农工商阶层，他们的著作又多散失，故现代学者往往由黄宗羲的断语而认定泰州学派代表了下层人民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的反抗。其实，黄宗羲所说“泰州之后”是指王艮死后，并不包括王艮；而他所谓“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也是特指泰州后学中颜山农、何心隐一派，而不是指泰州学派的全体。即使是他对颜、何派的批评，从近年发现的颜山农等的著作来看，也应是指颜、何世俗化的特点，即与士大夫儒学不同的民间儒学的特点。我们现在看泰州学派大部分学者的著作，不仅不是反儒家的，也不是反理学的。

　　王艮有名的学说是他对“格物”的新解释。而他的思想所以受到广泛注意，是因为他在以“正身”解释格物的意义外，更提出格物的第二个要点，即“安身”。安身又被他表达为爱身、保身、尊身，这是历来儒家思想中所没有的。在王艮的思想中，安身、保身的“身”都是指个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存在；爱身说是把爱护人的感性生命置于与珍重道德原则相等的地位。这种思想不仅与朱熹、阳明的格物说不同，与整个理学传统的发展也显示出重要的差异，这的确显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向。但王艮的这些思想，不应视为理学的异端，而应看作是作为精英文化的理学价值体系向民间文化扩散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形态，带有“世俗儒家伦理”的特色。

　　王阳明和许多理学家都是学者兼官僚，即所谓士大夫，他们觉得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的当然之则；但他们却反对一般民众（匹夫）有担当天下的胸怀，要匹夫们“思不出位”。而王艮的思想及其实践，要求普通民众具有“思出其位”的气魄，冲破士大夫对其安分守己的要求，要把理学变成不仅是士大夫的学问，而且是普通百姓的日用之道。总之，王艮讲百姓日用即是道，讲爱护人的感性生命，主张匹夫可以有尧舜君民之心，以及热心于民间传道等，在这些问题上，王艮都表现出平民思想家的特色。

　　泰州学派的成员罗汝芳晚年在《大学》本文释齐家治国的传九章中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罗汝芳据此认为《大学》的宗旨可归结为“孝”“弟”“慈”三个标准。他提出，“天下之大，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认为人人都是“孝弟慈”。罗汝芳对“孝弟慈”的理解不限于儒家经典中冬温夏清的方式、遵从长上的要求等，而是容纳了从供养父母、抚养子孙，到安生全命、勤谨生涯、保护躯体，以至光大门户、显亲扬名等一系列生活价值，这些价值可以说都体现了家族伦理的原则和规范。正如王艮一样，他在孝弟慈的家族伦理解释下，肯定了为家庭而追求富裕等价值，以及保护自我、勤勉从业等伦理的规范。

　　泰州学派不再把儒家的价值当作士大夫经过复杂修养过程才能达到的境界，而把它作为百姓日用中就已实现着、表现着的东西；儒学从此不再是高不可攀、远不可及的，而是人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泰州学派的理想是，把人人都有的这种现成的不虑之知即不自觉的所能所知，更为提高一步，变成自觉的所能所知。这样一种思想的实质，是把儒学平民化、世俗化了。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儒学普及化了，而另一方面儒学也民间化了，容纳了更多的生活价值和家族伦理。王艮、颜山农、罗汝芳所体现的正是明代中后期“儒家伦理普及化”的运动。

书籍介绍

该书共九章，系统地疏理了泰州学案序的内在逻辑，考察了泰州学派的历时特点，全面分析了泰州学派盟主及主要成员的思想内涵以及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本书认为，王艮倡学立派的目的在于将儒学从经生的书斋中解放出来，以闾阎百姓易晓的形式，使儒家思想成为百姓自我陶冶精神、成德修为的内在动力。王艮将原本为经生文士所独擅，变而为人人共明共成之学。泰州学派（尤其是前期）主要以庶民为论学对象，决定了其论学的方法多为随机指点，即事明道。泰州学派回到儒学的立教之本，以敦化民俗，启导民众心性自觉，实现自我成德之路，这也是大成学形成的动力之源。泰州学派开派宗师与巨子们大多以卑微之身，而作越位之思，基于乡村实践，探寻闾阎百姓的德性自觉方法，成就了儒学发展史的重要篇章。他们因证道、践行的态度之坚而被目为异端，对泰州学派应予以重新认识。泰州学派经历了变化的过程，思想亦具有历时的特点。王艮的担当意识以及其后的邓豁渠以体道为帜志、何心隐以笃行为务等等，无论是证道的坚定意志还是外王之业都可见泰州学派强烈的淑世情怀、豪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