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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则上是按刑法学的理论框架和现行刑法体系撰写的，内容主要涉及刑法概说、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效力范围、犯罪和犯罪构成、正当行为、故意犯罪中的犯罪形态、罪数形态、刑事责任、刑罚概说、刑罚的体系、刑罚裁量、刑罚的执行制度和消灭等，详细地介绍了刑法学的基本原理。在编写体例上，每一章都包括了本章概要、学习目标、理论知识、案例分析示范、学术视野、理论思考、案例分析实训等几大部分，这种体例安排可以使学生更加准确、全面地学习相关知识。本书吸收了刑法实践和*的科研成果，是一本优秀的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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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励，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学术成果有：出版《犯罪文化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研究》《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公正与效率——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的实践研究》《茅盾与化解：基层人民调解制度及其改进的研究》等论著（编著）20余部。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司法权威探论》《“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社会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索》等论文120余篇。自“六五”社科规划以来，已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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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三、犯罪的直接客体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例如，故意伤害罪直接侵害的是他人的健康权利；强奸罪侵害的是妇女的性的自主权利，因而，受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即这两种犯罪所侵害的直接客体。犯罪的直接客体是决定犯罪性质的重要因素。一种行为之所以被认定为这种犯罪或那种犯罪，归根结底是由犯罪的直接客体决定的。犯罪的直接客体揭示了具体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犯罪的直接客体是研究犯罪客体的重点，也是司法实践中凭借客体借以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的关键。为研究和应用方便，理论上可以也有必要对犯罪的直接客体作进一步分类。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客体的单复性把直接客体分为简单客体与复杂客体，可以根据客体是否具备物质性把直接客体分为物质性客体与非物质性客体。（一）简单客体与复杂客体犯罪现象是复杂的存在，多数犯罪行为只直接侵犯到某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但是，有些犯罪行为直接侵犯两种以上的具体社会关系。根据具体犯罪行为危害具体社会关系数量的多少，可以划分为简单客体和复杂客体。简单客体，又称单一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只直接侵害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例如，盗窃罪只危害公私财物所有权，故意伤害罪只侵害他人健康权。简单客体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大量存在。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害的客体包括两种以上的具体社会关系。例如，抢劫罪，不仅直接侵犯公私财产权，也直接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不仅侵犯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的管理制度，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又如《刑法》第253条规定的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不仅直接侵犯了他人的通讯自由，而且妨害了邮政部门的正常活动。在复杂客体中，各种社会关系有主有次，不能等量齐观。根据直接客体在犯罪中受侵害的程度以及受刑法保护的状况，可对复杂客体进行再分类，包括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主要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复杂客体中程度较严重的，刑法予以重点保护的社会关系。主要客体决定该具体犯罪的性质，从而也决定该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归属。例如，把抢劫罪列入侵犯财产罪中，把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列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司法实践中，认定侵害多种客体的犯罪时，应从犯罪的主要客体入手。犯罪的主要客体一旦确定，犯罪性质就可以得到大体明确。所以，对主要客体的理解有助于正确认识某一犯罪的性质。次要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复杂客体中程度较轻的，刑法予以一般保护的社会关系，也称辅助客体。它是立法者在确定某一具体犯罪构成时也要同时予以保护的另一种具体社会关系。对于具有复杂客体的犯罪来说，除主要客体外，次要客体也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对于定罪量刑也有决定作用。例如，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区别在于：抢劫罪既侵害他人财产权利，又侵害他人人身权利；而抢夺罪只侵害他人财产权利，不侵害他人人身权利。（二）物质性犯罪客体与非物质性犯罪客体以具体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是否为物质性的为标准，可将直接客体分为物质性犯罪客体和非物质性犯罪客体。对物质性犯罪客体侵害的标志是产生物质性的损害或威胁，可能成为物质性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财产关系以及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等；对非物质性犯罪客体侵害的标志是不具有直接的物质损害的形式，可能成为非物质性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如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人格、名誉等。在现代社会中，物质性犯罪客体还可以分为实体物质性犯罪客体和虚拟物质性犯罪客体，对于后者，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第三节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者具体物。大多数具体的犯罪行为，都直接作用于一定的标的，使之发生损毁、灭失或归属、位置、状态、行为方式等的改变，使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危害，进而阻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对社会造成危害。人们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过程，往往开始于对犯罪对象的感知，进而认识到犯罪对象所代表的、受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危害的情况，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构成犯罪的性质。犯罪对象具有客观实在性和可知性的特征。犯罪对象的客观实在性表现为它一经犯罪行为作用，就成为客观的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任何犯罪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必然或多或少地在犯罪对象方面留下其作用的痕迹与影响，从而忠实、准确地反映了犯罪行为对其作用时的实际情况。这一特点，使犯罪对象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提供证据和检验证据的双重功能。犯罪对象的可知性，表现为尽管其纷繁复杂，但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犯罪对象的基本涵义是：①犯罪对象是具体的人或物。②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人或物。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的人或物，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在人或物未受犯罪行为侵害时，仅是可能的犯罪对象。只有犯罪行为直接作用于某人或某物时，具体的人或物才成为现实的犯罪对象。因此，犯罪对象只能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人或物，否则便不是犯罪对象。据此，可以将犯罪对象与犯罪所得之物、犯罪所用之物区分开来。犯罪所得之物，指犯罪人通过犯罪所获得的财产或物品；犯罪所用之物指犯罪人进行犯罪活动所使用的工具或物品，这些都不能认定为犯罪对象。③犯罪对象是刑法规定的人或物。刑法分则条文大多数并不明确规定犯罪客体，而往往通过规定犯罪对象的方式来表明犯罪客体的存在。因此，刑法条文或者规定作为犯罪对象的人，或者规定作为犯罪对象的物，用以表明犯罪客体。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在于：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物是具体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人是具体社会关系的主体或参加者。犯罪分子的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就是通过犯罪对象即具体物或者具体人来侵害一定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区别有：1犯罪客体决定犯罪性质，犯罪对象则未必。仅从犯罪对象分析某一案件，并不能辨明犯罪性质。只有通过犯罪对象体现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才能确定某种行为性质。例如，同样是盗窃汽车零部件，某甲盗窃的是修配厂里处于修理状态的汽车零部件，某乙盗窃的是使用中的汽车零部件，前者可能构成盗窃罪而后者可能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二者的区别就在于犯罪对象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一是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一是侵害公共安全。2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而犯罪对象则仅仅是某些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例如，《刑法》第328条第1款规定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其犯罪对象只能是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否则便不可能构成此罪。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脱逃罪，偷越国境边境罪，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等，则很难说有什么犯罪对象，但是这些犯罪都具有犯罪客体。3任何犯罪都会使犯罪客体受到危害，而犯罪对象则不一定受到损害。例如，盗窃犯罪人将他人的财物窃走，侵犯了原财物合法所有人的财产权利，但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本身则未必受到损害。一般情况下，犯罪分子往往把犯罪所得之物妥善保存，以便自用或销赃。4犯罪客体是犯罪分类的基础，犯罪对象则不是。犯罪客体是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其性质和范围是确定的，因而它可以成为犯罪分类的基础。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十类犯罪，主要是以犯罪同类客体为标准划分的，如果按犯罪对象则无法分类。犯罪对象并非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它在不同的犯罪中可以是相同的，在同一犯罪中也可以是不同的。

前言

前言

法律语言学以司法公正与效率、社会公平正义为其终极目标，重在探索立法、司法等一切法律活动中所用语言的体系性特征及运用技巧。在我国，对这个领域的开拓，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三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教学平台。北京、上海、重庆、广州、西安已有多所政法、外语外贸类大学开创了以法律语言学为研究方向的博、硕士点和本科专业，以这门学科作为必修课、通识课、选修课的政法、公安、警官院校更是越来越多。但是，作为法律语言学研究生的主干学科《法律语言学》和其他层次学生的法律语言学教材，至今尚无跨院校的规划教材。历年来，我国已有众多学者加入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协会（IAFL）并参加了该会两年一次的年会。中外学者的互动拓宽了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者的视野，也促进了这门国际性学科的发展。目前，中国应当是世界各国中涉猎法律语言教学人数多的国家。但涉猎者大多为外语院校或政法大学外语院系的师生，他们与外国学者的沟通比较方便，但他们对中国法律和司法实践尚不熟知，致使其研究成果很难被我国的法学界接受或认可。另有一些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执教这门学科，由于不谙法律，也存在不少问题。改善、提高法律语言学的教学效果，关键是相关教学人员要补习法律、参加司法实践，编著若干既密切联系中国司法实践又反映世界研究前沿成果的相关教材势在必行。主编早年曾取得理论语言学学位，后在华东政法大学工作，在修习法律、参加法庭审理等司法实践后执教法律。1982年开始探讨法律语言学，后又通过律考取得律师从业资格并执业至今。迄今为止，除发表了大量论文外，先后出版了《法律语言艺术》（1989）、《法律修辞》（1989）吴士文、唐松波主编：《公共关系修辞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71页。、《法律语体探索》（1991）、《跨世纪的中国法律语言》（1997）、《中国法律语言鉴衡》（2004）等专著。期间，也参加过《实用法律口才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和《法律语言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等高校教材的编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给法学本科、研究生先后开设过《法律口才学》《法庭论辩学》《应用法律语言交际学》等课程。21世纪初，主编访问香港期间，受香港特区司法人员培训委员会邀请，给香港的大法官、律师、警官等主讲题为“法律语言与司法公正”的讲座。近些年来，笔者先后赴香港、澳洲与域外专家广泛交流，并在上海、重庆、西安、广州等地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对少年庭刑事案件被告人及其他弱势群体在法律面前的不利地位的语言根源和救济手段开展研究，对法律语言学的探讨有若干新的体会和相关成果。鉴于上述情况，主编经长期酝酿和筹备，并邀请西北政法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知名院校中具有丰富法律语言学教学经验的同行，计划写出一本既能反映中国法律语言的深厚文化底蕴，体现21世纪中国法律语言研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追求司法公正和效率的进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又能反映域外学者前沿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法律语言学教程。当然，我们更会考虑使这本教程能限度地满足广大师生和各类读者的需求。我们的撰写计划确立后，得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张越总编和编辑室马旭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勉励。一年来，我们四位合作者群策群力，经过交流沟通、切磋探讨，都已如期完成了各自分担的写稿任务。本教材共十二章。章介绍法律语言和法律语言研究的概况；第二、三章从历史的角度简要介绍中国和西方对法律语言的认知、探索和研究的历程；第四章是对作为构建法律和负载法律信息的法律语言的静态风格和语言特征的剖析；第五、六章对交际互动中的法律语言进行动态的机制和结构分析；第七、八、九章对法律语言下属的三个重要的子范畴——立法语言、法庭语言和法律文书语言进行阐述、探讨；第十章探讨各个弱势群体在法律面前处于不利地位的语言根源和语言表现，并讨论如何通过语言权利和话语权利保护等途径，对于他们的不利地位进行改善和救济，以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法律价值取向；第十一章从原则、内容、就业人员的素质和培训等角度对法律翻译这一十分重要的跨文化法律语言交际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第十二章对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及域外主要国家在法律语言和法律语言学方面的教学与培训进行介绍和阐释，总结我们自身的经验、优点与不足，借鉴域外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法律语言学是一门新颖的应用性很强的法学和语言学之间的交叉学科，除了传授科学先进的学术理念外，还能提高学习者在司法实践和法律实务中的法律语言运用技艺。为此，我们在各章之后留有若干思考题，并且在“立法语言”“法庭语言”“法律文书的语言”诸章之后，除了思考题外还有练习与实践题。如“法庭语言”一章之后有关于刑事、民事案件模拟法庭的练习（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法律系系主任陈星老师命题）。限于篇幅，我们把字数较多的“练习与实践”置于书中思考题后，借用二维码形式体现。编著这样一本涉及中国法律语言各个重要方面，期望学习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较大收获的法律语言学教材，在国内尚无先例可循。限于编者的学术水平和实践经验，一定还存在不少错舛与不足之处，希望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我们一定虚心接受，通过不懈努力来提高本书的科学性、可读性和作为统编教材的实用性。本教材的读者群，包括从事法律语言学研究与教学的教师，本科、硕士、博士等各层次的学习者，法官，检察官，公安警官，律师，公证、仲裁等机构的从业者及广大法律和法律语言爱好者。本教材的作者简况和分工情况：潘庆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IAFL成员，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主编，撰写章、第二章、第三章一至三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张少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讲师，法律语言学博士，IAFL成员）：撰写第三章第四、五节。徐优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副教授，法律语言学博士，IAFL成员，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撰写第十一章。刘蔚铭（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IAFL成员，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撰写第十二章。本书由主编设计总体框架及各章内容，并负责全书的修改和润色。特别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张越总编、马旭先生对本书的大力支持、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成书过程中，华东政法大学的王勇、向阳、陈嘉仪、杜文君、张满、郭夏菁、苏晓欣、陈军辉、杜吉祥、李超、孔方杰、吴玉珍、杨皓、刘富城、王志明等研究生同学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的张心玥同学在繁忙的课业、社团工作之余将本书的初稿逐步输入电脑并协助我反复修改和润色，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在此表示感谢。后，对国内外众多的同行学者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的著作和论文给了我很多启发与帮助，我在本书中引用了他们许多真知灼见和精辟论断。

潘庆云2016年9月30日于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