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是一部*创性的著作，探讨了植物学为何在林奈时代的英国被推崇为适合女性的科学，并逐渐成为女性重要的文雅活动。希黛儿用翔实的证据展示了女性为植物学、博物学文化贡献良多，也剖析了19世纪科学职业化和专家文化影响下女性植物学实践遭受排斥的过程。本书为我们理解植物学、理解女性打开了新的视野，提醒我们*有了解女性的植物学实践，才能更*面、深入地理解当时的植物学文化，同时又促进人们重新正视人类与植物交互的多样性，反思科学世界图景，以实际行动丰富我们的生活世界。

致 谢/ I

推荐序 / VI

中文版序 / VIII

序幕 植物学对话 / 001

流行于英国的植物学知识（1760—1830）

植物学休闲文化中的女性

本草传统 / 052

植物艺术与设计 / 055

赞助人和采集者 / 062

林奈的女儿 / 066

花神的女儿：林奈时代的女作家

慈母般的含羞草：弗朗西斯·罗登 / 087

夏洛特·默里女士 / 093

盈利和慰藉的植物学：夏洛特·史密斯 / 095

亨丽埃塔·莫里亚蒂 / 101

实用论：萨拉·霍尔 / 103

植物学对话：亲切写作里的文化政治

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 / 119

萨拉·菲顿 / 125

哈丽雅特·博福特 / 129

玛丽·罗伯茨 / 132

简·马塞特 / 136

三位女性的植物学写作“事业”

玛丽亚·杰克逊和启蒙植物学 / 152

“以热爱植物学之名”：阿格尼丝·伊比森 / 168

浪漫植物志：伊丽莎白·肯特 / 185

科学植物学的去女性化（1830—860） / 207

约翰·林德利与“现代植物科学” / 215

改变自然描述的方式 / 219

维多利亚时期早餐室里的女性与植物学 / 237

艺术家 / 245

采集者和通信者 / 249

殖民地旅行者 / 260

印刷文化中的花神女儿（1830—860） / 269

删改植物学：珀金斯夫人 / 274

“大众之需与普遍兴趣”：安妮·普拉特 / 277

插图植物志：安娜·玛丽亚·赫西 / 284

未能与植物学家对话：玛丽·柯比 / 294

简·劳登：女士植物学还是现代植物学？ / 298

女权主义者的植物志：莉迪娅·贝克尔 / 307

结语 女性主义植物志 321

参考文献 / 331

索引 / 375

译后记/ 391

  [加]安·希黛儿，加拿大约克大学荣休教授，曾在约克大学阿特金森（Atkinson）学院执教多年，为该学院女性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她致力于女性与性别史研究，关注女性与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关系。本书是其代表性著作，具有*创性意义，影响了相关领域的诸多学者。希黛儿也因为本书获得了1996年美国历史学会女性史琼·凯利（Joan Kelly）纪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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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旅行者

男性植物学家们可以长途跋涉去搜寻稀有的新物种，扩充经验知识，满足采集者的渴望。而维多利亚时代早中期的女性植物学爱好者们却鲜有人能够出远门，她们通常都是在本地的花园、树林或海边探究植物，空间地理和性别意识形态的限制决定了她们满足好奇心的方式。

尽管如此，还是有少部分女性，尤其是殖民官员的妻子们，可以作为“社会探索者”在帝国扩张的庇护下深入异国的偏远地区探险。贵族妇女、上流家庭的女儿、军官的妻子们得益于她们作为殖民官员妻子的地位，有机会去一些远比在家附近艰险得多的地方，从印度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 她们寄回了异国的植物学报告、绘画、干燥标本和一箱箱的活体植物。

19世纪20年代，印度总督的妻子阿默斯特女士（Lady Amherst）在旅途中采集植物，制作了喜马拉雅植物标本集，把印度植物引种到欧洲，如绣球藤（

Clematis montana

）。东印度群岛1829—1832年的总司令（后来成为总督）妻子达尔豪西（Dalhousie）伯爵夫人，也在殖民地居住期间制作了本地植物标本集，在更早的时候她在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采集过植物。

几十年后，印度总督即达尔豪西伯爵的继任者之妻夏洛特·坎宁（Charlotte Canning）采集标本，参观植物园，与丈夫一起出公差抵达偏远地区，绘制植物图像，在日记中记录植物学发现。在1859年中国西藏边境的那次长途露营之旅中，帐篷着火，坎宁抢救回来的就是她那些植物画。之后在印度北部的大吉岭（Darjeeling）旅途中，她采集和压制蕨类标本， 画植物画，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总是忙着在剪贴簿上画画、写字，或者把植物名称等内容写下来，现在基本已经整理完成——两本剪贴簿和一个文件袋都装满了，还有几种植物。”玛丽安·库克森（Marianne Cookson）是英国北方一位贵族家庭的女儿，后成为军官的妻子，也画了不少印度植物。1834年在印度期间，她画了30幅印度本土植物，在对开本纸上用明快的色彩画了睡莲、荷花、菩提树和腰果等，其中一些植物还画了不同生长阶段的花或果实细节，发表在《印度花卉写生》（

Flowers Drawn and Painted after Nature in India

，1835）上。

殖民官员的妻子被纳入帝国植物学计划，威廉·胡克非常重视女性通信者们，尊重并称赞她们，鼓励她们采集世界各地的植物标本。她们会写信回国索要一些材料协助自己的植物学活动，胡克就会寄去书籍、纸张和显微镜等物品。例如在毛里求斯的安娜贝拉·特尔费尔（Annabella Telfair），她的丈夫是一位高级殖民官员和植物园的管理员。受丈夫影响，她对本地植物也产生了兴趣，应胡克之邀采集海岸植物。她并没有指望自己能做出什么贡献，1829年她在信中写道：“我很高兴把这些战利品寄给您，但这里对科学或者其他兴趣来讲实在是个糟糕的地方。”她有几幅作品还在《柯蒂斯植物学杂志》上得以发表。

在19世纪30年代，沃克夫人（Mrs. A. W. Walker）对锡兰的植物探索有不少贡献，采集和绘制了很多本土植物。她的丈夫是驻守锡兰的一位陆军上校，希望她“按植物学的要求学习植物写生，因为他说锡兰应该是一个很值得采集的地方”。她在去丈夫驻地之前和威廉·胡克通信，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为植物学做点贡献。在1830年9月，她恳求胡克教他一些技巧，她宣称，绘画老师们“一心只想着一朵花的样子，竭尽全力将其画下来，画得很细致，但也很慢，这样的话那些植物……估计还没画完一半就已经全死了”。她还要求参观胡克自己画的植物画，因为“我坚信看了之后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如果我能做得到的话”。

胡克一心想发展殖民地的植物学，便答应了她的请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也给陆军上校夫妻俩寄去了纸张，方便他们干燥标本，还寄了书给他们。他甚至答应了沃克夫人的请求，寄了“一个不错的放大镜……以供……使用”。沃克夫妇在锡兰旅行过几次，采集和绘制植物，寄了“不少稀有植物”给胡克。有几封信详述了从锡兰寄送种子、种荚、活株和干燥标本过程中常常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1836年1月4日的信中说应胡克请求，她准备托一个朋友带一箱苔藓标本，“他答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一直把箱子放在他的船舱里”。沃克夫人还在信中讲述了几次他们的锡兰植物之旅，胡克将这些故事发表在他的《植物学杂志指南》（

Companion to Botanical Magazine

）上，以此鼓励其他人也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我希望，”他写道，“其他众多遥远的殖民地……也有同样可靠的科学记者。”有两种植物也以沃克夫人的名字命名。 

女性在帝国的殖民地参与植物学很大程度上也同她们在国内一样，受到性别角色限制，她们的植物学活动也被限定为女性的文雅爱好，主要是采集植物、制作干燥标本集或者画植物水彩。当然，殖民活动也让一些女性得以跨出传统的性别限制。在沃克夫人的案例中，她明显被训练成一位植物学助手，女性这一性别身份反而给她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到广阔的地方去旅行和探索。不过，在殖民地生活也会遭遇经济上的窘迫，促使女性不得不尝试进入新领域。上加拿大的凯瑟琳·特雷尔（Catharine Parr Traill，1802—1899）出身于英国一个文学家庭，和家人在安大略省的蛮荒之地定居，面临新移民家庭的窘迫，她就把自己的文雅植物学技能变成了一项营生。她采集和观察植物，研究它们的地理分布，在居住的辖区里跟本地女性学习植物的药用方法，几十年里出版了一系列图书。   

也有衣食无忧又对科学充满兴趣的女性到异国荒野去探险，实现自己其他的抱负，例如玛丽安·诺思（Mariann e North, 1830—1890）。

诺思是一位大城市鳏居绅士的女儿，父亲为她提供了艺术训练的机会，并带着她到欧洲和中东各地长途旅行。父亲去世后，诺思到过加拿大、牙买加、巴西、日本、澳大利亚、东印度群岛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探险，她在所到之处支起画架，用非常有吸引力的方式画植物，既不同于18 世纪乔治·埃雷特的朴实画法，也不同于19世纪安妮·普拉特（Anne Pratt）的高雅画风。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她立志要积累世界上更多的热带植物图像，便前往原生地探险，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探险女士”之一，摆脱了早餐室和画室的空间限制，也打破了文雅植物学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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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道，在她们年幼的时候，老师将天真和无知混为一谈，让她们远离书本，因为书本上的内容“要么令人反感，要么会激发女孩们喋喋不休地刨根问底，在老师们看来满足女孩子的这种好奇心有害无益。”待她们长大一点，年轻女士们在面对科学术语和拉丁语的时候又畏首畏尾，她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担心自己被冠上学究的可怕名号”。肯特希望通过写作将植物学推荐为一项文化活动，建议女孩和妇女学习，但她自身的植物学写作却很可能受到了 20 年代性别观念的束缚。

在直系家属和社会圈子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肯特很可能因为担心被贴上“学究”的标签而不敢多言。一些男性浪漫主义作家特别反感文学女性，或者说反感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女性。济慈在 1817 年的一封信里写道：“这个世界，尤其是我们英国，在过去 30 年里已经被一群恶魔嘲弄和烦扰，我对此深恶痛绝——那群女人，把文学的残羹冷炙当成点心或者午餐吃下去，让自己爬上语言的巴别塔，自以为是诗歌世界里的莎孚（Sappho，古希腊女诗人）——或者几何学里的欧几里得——一无是处却自命不凡。这些人中只有蒙塔古（Montague）卓越不凡……我渴望女性能有真正的谦逊品质。”而不反对女学究的人往往又对女性和女性的作品怀有明确的性别化观念。（194）

萨拉·韦林（Sarah Waring）的林奈传记作为一种文化叙事，认可了年轻女性的科学参与，同其他以亲切文体写的普及读物一样，赞扬了女性在植物学、家庭以及与家庭相关事务上的技能。书中男孩的姐姐住在家里，热爱植物学，“孜孜不倦的父母，尤其是和蔼可亲、充满智慧的母亲，努力培养她的心智，让她对自然之美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她虽然非常精通植物学，但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她的知识受到了性别标准的影响。在植物学领域里，女性在家里指导男孩学习基础知识，然后会将他交给男性导师们，让他学成后走向公共领域并担负起成年人的指责。这样的故事体现了男性典型的成长轨迹，成年意味着离开家和姐姐，这就是性别差异和分化的成长模式，姐姐教育弟弟，而弟弟长大后接受职业教育并走向公共领域。在这本书中，父亲、弟弟和姐姐各自代表了植物学文化中的性别化特征，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产物。而作者自己，则体现出那个时代复杂的性别意识形态，在写作时通过男性发声，把权威赋予父亲这个角色，同时又赋予了女儿在非正式科学教育中的职责。（210）

在一项维多利亚文学作品的社会学研究中，盖伊·图奇曼（Gaye Tuchman）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女性小说家在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圈子里是如何被“挤掉”的——小说的地位提升，小说家也成为了一种白领职业。植物学的职业化与专业的男植物学家地位的提升相辅相成。

在 19 世纪 30 — 60 年代，植物学越来越被塑造成男性的科学，“植物学家”的标准形象也被设定为男性。植物学的话语体系贬低了亲切的写作方式，转向不掺杂个人情感的标准化写法，这种标准的科学教材绝非中立的文本，同样充满性别化的色彩。曾经，女性在这个领域多少还享有一些权威，而今越来越没有话语权了。（228）

从 1760 到 1830 年，性别化的植物学文化为女性打开了植物学的大门，但在之后，同样的性别化观念却阻碍了她们参与植物学文化，女性先被推进了植物学大门，然后又被驱赶出去。（232）

对于那个时代书写植物学的女性来说，有多种原因使她们用“内敛的风格”掩饰其“精巧的推理能力”。在法国大革命后的 90 年代，女性和女作家们的社会文化圈子被缩小，女作家不宜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正如玛丽·普维（Mary Poovey）在研究中指出，关于得体的悖论在与玛丽亚·杰克逊同时代的女作家中日益显著，“得体的淑女”和女子本性的观念让女作家们在自我表达时显示出迂回、调和以及自我隐藏等特点。（165）

在启蒙运动前的很长时间里，女性作为传统医疗者需要了解植物知识。农民和贵族女性中都有“药婆”，会将植物知识应用到本草医药、助产术和食疗烹饪中。她们从经验中获取关于植物的知识和技能，并靠口口相传而代代传承下来，是典型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科学。（052）

……但到了 18 世纪 40 年代，这样的医药实践很快被取代，女性的“草药”知识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尽管一些地区的底层妇女在社区采集草药，然后拿到伦敦市场上去卖，比如说卖给科芬园（Covent Garden）的药店，但很多越来越贵族化的中产阶级女性把传统本草医药实践抛之脑后，更多去依赖男医生，而不是有传统医疗技能的女性。……18 世纪中叶男性化的“科学”方法代替了之前非正式的女性医疗模式，本草学的风格和权威性都因此发生了转变。（054）

编辑推荐

荣获美国历史学会女性史琼·凯利（Joan Kelly）纪念奖

打开了关于女性与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历史研究范式

安·希黛儿以其作品的经典性影响了大批相关领域的学者

从古罗马司花女神到欧洲女性植物学家

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女性打开了植物学大门

却又用“女性”标签压制她们在科学领域的更多探索

 女性为植物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莫大贡献

但在男性拥有*对话语权的专家文化下

她们却难*立署名

书摘插图

媒体评论

伯纳德·莱特曼

  加拿大约克大学科学史教授、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探讨了植物学为何在林奈时代的英国被推崇为适合女性的科学，成为女性重要的文雅活动。希黛儿也剖析了19世纪科学职业化和专家文化影响下女性植物学实践遭受排斥的过程。本书为我们理解植物学、理解女性打开了新的视野，提醒我们唯有了解女性的植物学实践，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当时的植物学文化。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

  希黛儿用翔实的证据展示了女性为植物学、博物学文化贡献良多，让人们重新正视人类与植物交互的多样性，也启发我们拨乱反正，反思科学世界图景，以实际行动丰富我们的生活世界。

书籍介绍

◎荣获美国历史学会女性史琼·凯利（Joan Kelly）纪念奖

开创了关于女性与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历史研究范式

安·希黛儿以其作品的经典性影响了大批相关领域的学者

◎从古罗马司花女神到欧洲女性植物学家

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女性打开了植物学大门

却又用“女性”标签压制她们在科学领域的更多探索

女性为植物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莫大贡献

但在男性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专家文化下

她们却难以独立署名

【内容简介】

《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是书写1760—1860年英国博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女性的经典著作，出版后影响了大批相关领域的学者。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和详实的史料聚焦了博物学史、科学史上重要却被忽略的边缘人群，再现了女性植物学家在性别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个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兼顾学术理想并平衡家庭生活。本书的引进出版，对中国读者认识植物学文化以及女性植物学家的生活与学术深有裨益。

【专家推荐】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探讨了植物学为何在林奈时代的英国被推崇为适合女性的科学，成为女性重要的文雅活动。希黛儿也剖析了19世纪科学职业化和专家文化影响下女性植物学实践遭受排斥的过程。本书为我们理解植物学、理解女性打开了新的视野，提醒我们唯有了解女性的植物学实践，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当时的植物学文化。

——伯纳德·莱特曼 加拿大约克大学科学史教授、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希黛儿用翔实的证据展示了女性为植物学、博物学文化贡献良多，让人们重新正视人类与植物交互的多样性，也启发我们拨乱反正，反思科学世界图景，以实际行动丰富我们的生活世界。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