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社自营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美]莫里斯.迈斯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本书是其成名代表作，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分析思路和论证风格。

作者以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力，试图全方位地恢复被扭曲的马克思著作中所谓“乌托邦主义”的深刻内涵。他认为，如果失去了以追求未知世界为特征的“乌托邦主义”，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人类减低或放弃自身的创造能力；之所以说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由于他充分保持了“乌托邦主义”的冲动，同时又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民众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

本书根据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翻译。

如果说毛泽东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泽东最后或许可以被判认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如毛泽东的非列宁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进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进行探索的话，这可能是一切悖论中最为奇怪的一个。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假如毛泽东的非列宁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进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乌托社会目标进行探索的话，那么，这可能是一切悖论中最为奇怪的一个。

——莫里斯·迈斯纳

序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第二章 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城乡关系

第三章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民粹主义观点

第四章 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目标与苦行价值观

第五章 巴黎公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的反映

第六章 对毛泽东的崇拜

第七章 毛泽东主义未来观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

第八章 乌托邦的形式化：毛泽东主义时代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注释

参考文献（一）

参考文献（二）

索引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其著作还有《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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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公社那个人民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的原则，使得中国的革命者们能实现马克思主义那个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的目标。

在评论黑格尔的“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出现过两次”这句名言时，马克思认为（联系到当时的拿破仑三世）黑格尔忘了补充一句：“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的，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的”。

马克思……说：“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请出亡灵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1949年，毛泽东许诺……“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他肯定比马克思更加具有中央集权制的倾向）却赞扬了公社实行“自由联邦”的计划，任务这是反对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机构的一种形式。

正是毛泽东主义者那种防止官僚主义腐蚀革命队伍的唯一企图，才使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公社的概念（以及这种概念转达的革命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政策中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

虽然毛泽东主义者的倾向是从根本上反对官僚主义的，并且对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权力表示了极大的敌视，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仍然不大愿意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如下原则立场：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是社会力量的异化形式。这正如他们不能正视人类一般的自我异化问题一样……毛泽东主义者明确地拒绝过斯大林主义者关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有机的、非对抗性的关系的概念，然而，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关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振全在促进革命后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上，存在着尚未解决的分歧：一方面是强调有力的国家振全的这种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则像民粹主义者那样不相信国家政权。

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战略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特征，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其它领导人指定的发展战略同样如此。1949年的毛泽东与1917年的列宁不同，他没有任何乌托邦式的指望在全世界爆发革命的愿望。因此，把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往后拖延一下并非难事，人们一开始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当时还对苏联的历史经验持信任态度，认为……可供效仿和采纳……

中国主要是照苏联的方法和技术开始其工业化的，这个过程在社会和意识形态方向势必导致与苏联类似的趋势。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出现了新型的行政和技术精英阶层；城市工人阶级中日益深化的不平等和工人越来越屈从于严厉而压抑的劳动纪律；……更为强大、更有压制性的国家机构；……城市与落后农村之间逐渐扩大了的经济和文化的差距。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目标……无限期地被拖延了，这种情形与苏联当年非常相似。

尽管他们对现代工业发展的追求相当明确，但其中社会主义的含义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中国社会似乎正在进一步离开而不是更接近革命所允诺要带来的社会主义未来。现代工业发展被想象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这一过程的逻辑很快就使工业化本身成为首要目的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目标则被推延到更为遥远的未来，逐渐变成激励生产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口号。

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历史中，奇特且异乎寻常之处在于，在新秩序逐渐固化、常规化并似乎制度化以后过了很长时期，才出现了一种强大的革命乌托邦主义。显然，这与苏联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中国，共产党人是作为相当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掌握政权的，他们一心要实现政治统一和经济现代化这些现实目标，他们发现手头有现成的苏联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他们带有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目标。

主宰着“文化nnn”的不是对未来的憧憬，而是对旧势力复活的恐惧。

从激进的跃进政策迫不得已地向后倒退，使得党和国家的官僚得以重新维护其权力，随之而来的是在毛泽东看来是对未来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和民众幻想的普遍破灭……“人民公社，我说是集体所有制。我说经过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要两个五年计划，短了一点，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他承认，“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他甚至考虑到革命工作被完全破坏，也许要重新开始革命的可能性：“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纸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

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始有终……整个人类要消灭的……地球要毁灭的……无限是两个无限：一个恐惧无限，一个时间无限。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吓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

书籍介绍

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本书是其成名代表作，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分析思路和论证风格。

作者以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力，试图全方位地恢复被扭曲的马克思著作中所谓“乌托邦主义”的深刻内涵。他认为，如果失去了以追求未知世界为特征的“乌托邦主义”，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人类减低或放弃自身的创造能力；之所以说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由于他充分保持了“乌托邦主义”的冲动，同时又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民众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

本书根据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翻译。

如果说毛泽东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泽东最后或许可以被判认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如毛泽东的非列宁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进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进行探索的话，这可能是一切悖论中最为奇怪的一个。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假如毛泽东的非列宁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进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乌托社会目标进行探索的话，那么，这可能是一切悖论中最为奇怪的一个。

——莫里斯·迈斯纳